永远的痛

　　1988年，北京马克西姆西餐厅，外国模特们裸露长腿与肩膊，在这个封闭已久的国家上演了一场时装秀。在中国美术馆，购票参观“中国首次油画人体艺术 大展”的市民们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同年，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的通知》，界定新划入沿海开放区140个市、县。这一年，国民生产 总值增长率高达11.3%。

　　文化放宽、经济向好、政治气氛也更为轻松，中国在改革的春风中改变着固有面貌。在这个春天，商玉生尝试注册一家私人基金会，却遭遇打击，至今耿耿于心。

　　这个基金会与著名画家吴作人有关。商玉生是吴作人的女婿。吴作人曾留学比利时，接触过西方国家的一些艺术基金会，上世纪80年代初，吴作人任全国人大常委时，便一直酝酿成立基金会促进中外美术交流。

　　其时，科学基金局已成立，商玉生对国外非营利部门也有所了解。著名画家潘玉良在法国成立基金会找吴作人帮忙时，商玉生为其执笔起草了基金会章程。

　　1988年9月，中国第一部专门规范民间组织登记管理的行政法规《基金会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内容仅14条。今天看来，那些粗糙简单的条文几乎将民间 组织绑死。按规定，民间基金会登记管理受三重管理体制约束，除了要挂靠民政部，还要找主管单位作“娘家”。此外，因基金会被视为类金融机构，注册需中国人 民银行审批。

　　这一年，吴作人基金会的成立得到民盟中央、民政部等领导部门的支持，商玉生备好资料，到中国人民银行非金融机构司提交申请。

　　接待他的是位女处长。对方告知他，“不能批准”，她手中压着几百个申请，除非有国家领导人发话。“这就说明，当时主管基金会审批机构的基本态度就是不让你成立。”

　　女处长反问商玉生，“吴作人有钱，捐给国家不就完了么？捐给什么基金会呢？”

　　商玉生撞上了文化与制度的双重壁垒。“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在中国人脑海里扎根几千年，第三部门参与国家建设，在中国无此传 统，让商玉生大感意外的是，“作为中国直接管理基金会的官员，已经是处长了，居然对成立民间基金会说出那么一句话来，我简直都不愿意跟她交流了，还有什么 话说呢？”

　　他曾愤懑落笔，著文《永远的痛》，因内容过于刺激，从未公开发表。

　　商玉生与吴作人想到可以去香港注册。“在香港，只要100港币就可以注册下来。”

　　刚巧，香港中华文化中心举办画展，吴作人参加，商玉生陪同前往。他们在那里召开了基金会筹备会议，聘请香港律师，捐赠了吴作人几十幅画作，筹到近千万 港币，准备成立“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有限公司”。第一届理事会与筹资会定在翌年6月4、5两日，因后来北京局势突变，会议未能召开。

　　商玉生在中国人民银行遇冷不久，新华社内参发文一篇，指出“吴作人要用自己的钱成立基金会促进美术发展，是值得支持的事。”内参递交中央高层，中国人 民银行如坐针毡。那位女处长找到商玉生，“你干嘛告我们？”“我说没有呀，记者们就反映反映情况，怎么敢告您？”女处长说，“赶紧办手续吧！”很快，吴作 人国际美术基金会获批成立。

　　“你说可悲不可悲？不是按照真正的法制、规定来，就是跟你走人情走关系，需要哪位副总理或者哪位领导发一句话，这就是80年代、90年代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