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玉生在等一场关于民间非营利部门的大讨论。在他的想象中，它与1978年三中全会掀起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非常相似。

　　对于民间非营利部门究竟是什么，他觉得中国想得还不够清楚。“我一直期待中央高层对非营利部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跟支持，现在看起来还没有。”对于非营 利机构的思想境界和能力水平，他也一直心存忧虑。“看看我们目前这4000多家基金会，运作得怎么样？有多大比例在正常运作？有多大比例是在混事儿？”

　　他对这场大讨论的等待由来已久。

　　上世纪80年代，商玉生成为中国较早专注于第三部门研究的知识分子，他曾伴随改革开放脉搏走在前沿，尝试在研究和实践中寻求第三部门所需的各种突破。 徐永光1989年创办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时便与商玉生结识，他说，“商玉生的目标非常坚定，要推动民间公益，或者说公民社会的发展。”

　　如今，商玉生已77岁，疾病伴身，行动多有不便，很少现身行业活动。面对当下非营利部门的发展状态，他坚持认为，中国需要这场大讨论。

　　低调的核心人物

　　“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我们去照。”1990年8月末，第一次民间基金会经验交流与研讨会在承德召开，到商玉生发言时，他引用这句来自日本同行的话，向 中国同行介绍第三部门的功能和定位。对于中国来说，要让诗一般的浪漫表达变成现实，官民双方都需要足够的耐力、魄力和想象力。

　　1992年年初，已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邓小平不得不再度出面，他视察南方数地，沿途发表一系列讲话，让“姓资姓社”之争得以平息，为改革开放再作推 进。如同吃了一颗定心丸，大批供职于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打消顾虑，在这一年下海创业，如潘石屹、郭凡生、冯仑等人，在商业领域被称为“92 派”。

　　比“92派”的出现更早，思想解放的80年代，大批知识分子挣脱枷锁，试图将刚刚从灾难中重生的国家拉上发展的正轨。在公益领域，朱传一、商玉生、徐 永光、杨团等人不约而同地开始了专业研究与实践，他们相信，民间力量可以参与塑造一个更好的中国。与后进公益人明显不同的是，“立足行业，以推动第三部门 发展为首要目标”成为这一代公益人的共同特征。

　　商玉生翻出一本黄旧的“白皮书”—《第一次民间基金会经验交流与研讨会资料汇编》，其中清晰记录着当时他们对第三部门的认知与思考。

　　承德会议上，参会代表们对民间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地位、作用以及面临的困难、问题都有所讨论，也提出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需要改革。如今看来，无论理论 专业程度抑或规模，这次行业大会都极为初级，但却是中国第三部门渴望成长的首次仪式性表达。1993年，商玉生又在北京香山参加了第二次全国基金会工作交 流会，即“香山会议”。

　　在这两次行业会议的铺垫下，一些较为活跃的基金会组成代表团，在1994、1995年先后两次走出国门，赴美交流学习。商玉生参加了第二次访美，并在回国后主持编写了《美国基金会研究》，对美国第三部门的基本情况作了大致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