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徐永光

　　1992年，南巡后的邓小平两次以“一位老共产党员”身份匿名给希望工程捐款，青基会工作人员偷偷记下车牌，经过调查才知道捐款人是邓小平。

　　同年4月，希望工程推出“百万爱心行动”，为捐款人和贫困儿童一对一结对。

　　这时候徐永光想，写信成本太高，在报纸上发消息那么多故事也讲不清。当时还没有募捐广告的概念，徐永光就在北京春日的阳光里，突然想出个念头。

　　“干脆，发募捐广告吧！”

　　做广告要花钱，受温州本土文化影响的徐永光早把帐算好了。当时，人民日报发行500万份，半个版面4万块钱，折合每份不到1分钱，比寄信还便宜。按这个思路，徐永光又联系了各省的所有党报，在同一时间印发希望工程的募捐广告。

　　这一年，希望工程的影响力“爆炸”了。这个在创立时只有10万注册资金，1万元运营费的基金会，在徐永光的领导下，当年获得捐款过亿。

　　“当时我们在后岩寺胡同1号，院子里人都挤满了。”徐永光回忆，募捐广告发出后，每天青基会收到几千封信，有的人读了山区里贫困儿童的故事，流着泪来捐款。

　　通过一系列创新的举措，希望工程获得了中国公益界前所未有的成功。

　　根据统计，前3年希望工程共救助失学儿童3.2万人，1992年当年救助人数突破32万。而1994年，希望工程“1+1助学行动”救助数额突破了100万。其单个教育项目资助规模，已是当时世界之最。

　　舆论风暴

　　拒绝和解因自信清白

　　摊子越铺越大，身为青基会秘书长的徐永光开始感觉到风险。但他没有想到，等待他的是一场来自维多利亚港的风暴。

　　1994年1月21日，香港媒体刊载《千里追查七千万元下落，希望工程善款失踪》文章，在海内外华人世界造成极大影响。

　　当天，青基会的传真机响了一天，打印纸也用完了。香港的捐款人纷纷发来这篇报道，同时质疑声也铺天盖地而来。青基会迅速反应，对《善款失踪》一文进行驳斥，但收效甚微。

　　当年，青基会全年捐款收入比预期少了1600万。香港每个月近300万的捐款，报道后下降到零。青基会和希望工程的公信力受到严重质疑。

　　为了挽回名誉，徐永光决定去香港，起诉香港媒体。

　　这个决定引起青基会很多人的担心。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两地的法律体系差别很大。但是徐永光坚持，这个官司要打只能去香港，在北京打没用。

　　“当时只是略微知道香港打官司贵，律师楼费用很高。”没想到这个官司被对方拖了6年，想想那得用多少钱呐！

　　打官司用的钱，都是他一点点跟朋友借的。到开庭时间确定了，也买好了机票准备出发。律师找到徐永光，说对方给法庭交了150万零1块钱和解费，现在撤诉，诉讼费用由他们承担。

　　徐永光当即表示不接受，这场官司我只要赢。

　　宣判的前一天，徐永光在华润酒店18层看香港的车水马龙，对身边的律师和基金会同事开了一个悲壮的玩笑，“如果我们这次败诉了，我只能从这跳下去。”

　　2000年6月20日，香港高等法院做出判决：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胜诉。

　　事后，香港媒体问徐永光，你先后6次拒绝和解，哪里来的自信？

　　徐永光说，希望工程是白的，这我最清楚。这个自信就是要讨个清白。如果香港法庭判我败诉，那我也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