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儿童侵害事件 亟须直管单位协调

　　北青报：毕节留守儿童服毒事件发生后，李克强总理曾作出重要批示，避免悲剧再现。您认为现在还需要做什么？

　　宋英辉：首先要完善立法。目前未成年人法律分布得很广，除了未保法以外，分散在各个相关法律当中，而且占的部分都很小：比如教育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等等；零零星星，权重不大，很容易被忽视，必须很好地加以整合。

　　另外，这些法律刚性不足(可操作性和强制性)。法律具有的强制性，一方面在不去执行、不去落实时有相应的法律后果，另外一方面，还需要设计具体的程序性保障。比如说，谁来报告？谁来调查？

　　北青报：国家亲权再先进，毕竟是一种“虚空”的理念，您有何具体措施建议？

　　宋英辉：应该在明确各儿童保护相关部门职责的基础上，在各级政府设立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

　　除了要明确相关政府部门职责、提高全社会的认识外，还需要赋予某个部门进行整体协调安排的权利和责任，因为众所周知，儿童的问题具有综合性，其需求和解决途径涉及不同的职能部门，也需要利用正在发展壮大的社会力量。

　　如果没有这个常态化的协调统领机构，各职能部门工作条块分割，未成年人保护不连贯，碎片化，空洞化的问题仍然不能解决。我们现在虽然对未成年人有十五六个责任单位，如果接驳不力，仍然会产生巨大的漏洞，亟须有一家“直管”单位来协调落实。其作用体现的是1大于15的功能。

　　北青报：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是如何体现和落实的？

　　宋英辉： 在国外有专门的政府机构，通常叫儿童保护局，得知毕节或濮阳这样的情况，他们会第一时间主动干预。通常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或者提示法院，让法院指派一个人监督他的父母，对其进行专业的干预。

　　这个监督人(法院指派的这个人)干预一阵后，觉得家长会变好，家庭还能提供子女良好的成长环境即可。如果家庭干预半年或者一年，感觉这对父母仍不能很好履行监护责任，就会把其未成年子女带到相关机构或其他家庭，剥夺他的临时监护权或完全监护权。

　　北青报：有观点认为，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我国《刑法》中的遗弃罪，特别要求行为主体具有抚养义务这一身份特征。这种规定对困境儿童的福利保护留下非常大的空洞，使得亟须救助的人群得不到相应的保护，也很难落实如医院、救助站、民政局等相关单位的具体责任。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宋英辉：在儿童保护、监护问题上严重失职或实施侵害行为，构成犯罪的主体从监护人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刑法》都有相应的规定。比如遗弃、虐待、渎职等，但问题是已有的罪名不能“完全覆盖”，使得一些单位相关人员的严重失职难以通过现有的规定追责。而目前一些罪名对相应的职责表述比较笼统模糊，也难以据此追责，比如渎职罪。

　　如果需要，可以完善《刑法》规定，设立新的罪名。此外，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相关部门和人员的职责义务，包括界定跨部门的联动协调职责等。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