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夫子”

　　女儿出生，完整了康晓光的家庭角色，他才真切体会到何谓“仁爱”。“儒家的理论从家庭出发，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最内核的是家庭中父母与儿女的关系，它 讲人灵魂性的概念是‘仁’，是种最纯、最原始、最生动、最强烈的爱。对父母的爱，对爱人的爱，这两种感情，跟你对孩子的爱相比差远了，是几倍几倍的差。”

　　而李思怡的死，让康晓光第一次发自灵魂地将“仁爱”之心“推己及人”。他说，撰写《起诉》时，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仁者”。

　　康晓光找了十几家出版社，没一家愿意出版。他决定破例妥协，答应可以对内容进行调整，但他一位出版社社长朋友说，改都没法改，整个味道不对。此情此 景，正如康晓光赴成都调查时的所见所闻，处于高压中，人人为求自保，对他避之不及。体制内很好的朋友，不敢开车送他，“你自己打个车吧。”所有人都活在心 安理得的麻木冷漠中。康晓光理解他们的处境，但仍不免对这乖谬荒诞的社会心生愤怒。

　　最终，《起诉》一书在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康晓光在网上发布消息，免费送。他先后自费印了两批，送了近8000本，他的几个学生天天往邮局跑。

　　于建嵘称康晓光为“康夫子”，他对《中国慈善家》说，“（对体制）我批评多一点，他建设性多一点，他会提一些他现实性的想法，讲他自己的一套理论。” 二人曾共赴一场关于信访制度的会议，会上观点产生分歧。于建嵘回忆，“他（康晓光）主张‘仁政’，认为信访（制度）要强大。我则认为，一旦强化了信访（制 度），这个国家法制无法真正（完善）起来。”

　　会上争论兴致未尽，二人又拉上朋友几人觅得一家山庄继续话题，终将争论升级为“怒而拍案，大吵一番，兄弟红脸”。

　　“观点之争不伤私交”，于建嵘觉得康晓光是个很好的朋友，“他很有思想，也有情怀，看到苦难的人会心里难过，会流泪。看到一些问题，会愤然而起。”

　　康晓光认为自己是典型的中国读书人，在他的观念中，儒家“君子”与“士”的价值取向更值得追求。他佩服康有为执着信念不废不移，也崇敬梁漱溟的学养深 厚大智大勇，“那真是虽千万人吾往矣！”他痛心中国读书人文脉已断，“这个时代，那些乡愿，德之贼，整天就想着自己的那点蝇头小利的人，都在为‘稻粱 谋’，都活得很好。”

　　他告诉学生，“最起码，你们别学我吧，口无遮拦、快意恩仇，将来会很惨。”但他也说，“只有有所传承的民族才能有自己的未来。想通过割断历史来成就未来的辉煌，那他妈古往今来就没有过。”

    来源：《中国慈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