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晓光：我自独行

　　康晓光一直在思考“中国的命运”。对于今日之中国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如何从现实过渡到理想，他自有一套理论，且坚定不移。然而，那些在他看来实事 求是的论述却一直受到主流话语的排斥。康晓光忧愤多于无奈，“你要如实讲，双方都不满意，两伙人上来群殴一顿，打得鼻青脸肿。”

　　他研究的领域是“政治发展”“儒家文化复兴”和“国家与社会关系”。十五年前，他撰万言长文主张立儒教为“国教”，此后多有相关著述，描绘出一整套路 径，试图将当今“精英联盟”之中国引向“儒家宪政”。这套学说远离主流，康晓光也陷自己于被“夹击”的境地—马列主义者恨他揭短，视其为异己分子；自由派 怨他为体制辩护，觉得他并非同路人。

　　康晓光没有站队的欲望，在中国人民大学做教授，我行我素。

　　社会组织倒很欢迎他。书斋与讲堂之外，康晓光介入第三部门，参与社会实务工作。除了任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还是多家公益慈善基金会理事。但他不是个习惯鼓掌捧场的人。

　　“我反对”

　　六年前，第二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上，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冯仑台上演讲，康晓光台下火冒三丈。

　　此前一个月，巴菲特、比尔·盖茨来华举办晚宴，中国众富豪应邀赴席。虽然这场开始前就被坊间戏称为“鸿门宴”的“劝捐晚宴”终被定义为“慈善交流晚宴”，但关于“裸捐”的讨论并未就此终止。

　　冯仑发言谈及于此，认为诱导所有企业家“裸捐”可能伤害民间财富创造的动力，若企业家将财富“裸捐”给政府支配，更无异于1956年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

　　康晓光越听越火，“公益界没骨气，那个场合没人说话，全在那儿一脸媚笑，等着要几个小钱，鼓掌，喊好，成什么东西了？你有几个臭钱算老几？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花你一分钱。”

　　他怒而上台，把发言稿扔到一边，张口便点名批评冯仑“混淆概念”。他觉得，今时今日中国企业家自愿“裸捐”做公益，应该得到尊重，不能与“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混为一谈。

　　“你可以当妓女，但你反对别人当良家妇女，你这妓女也太嚣张了。他这个类比也不恰当，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中企业是被胁迫的，今天政府态度都没表，谁用暴力胁迫你了？”

　　万通基金会是此次论坛的主办方之一，邀请康晓光做主题报告还是冯仑的主张，康晓光做客却砸了场子。“以前我们都不错的，（冯仑）以后见了我再也不说话了。”

　　曾任南都公益基金会项目主管的李玉生回忆，康晓光提反对意见从来都“一针见血，不留情面”。

　　康晓光与徐永光至今已有30年交情，2007年，徐永光创立南都公益基金会并任理事长，康晓光任理事。“新公民计划”是南都基金会尝试的首个项目，徐 永光主张办公益学校，运作成本由社会捐助、政府补贴、家庭支付三方共同组成。他对项目寄予厚望，信心满满。但项目开展并不顺利，南都基金会的定位是资助型 非公募基金会，项目启动后，却不得不超预期提供资金支持，还要介入学校理事会干预日常工作，已被越拖越深。

　　“我是反对（这一项目）的，理事会吵架就吵了一年半。”康晓光说。

　　李玉生告诉《中国慈善家》，会上康晓光、徐永光以及时任南都基金会副理事长程玉等人观点不一，争论非常激烈。“当时徐永光下不来台，包括程玉，更别说新公民计划的那些总干事。场面有些尴尬。”

　　理事会最终肯定“新公民计划”的价值，同时，决议逐步压缩项目。李玉生说，“康晓光这样的学者，作为第三方专家力量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督，提出他独到的判断，扮演了理事会特别需要的角色。”

　　发现隐秘变革

　　上世纪90年代初，康晓光做中国反贫困研究时，下乡考察遇一家贫困农户，随手掏出几百块钱给农户的孩子，被陪同的当地干部说成“希望工程”。“当时希望工程的‘话语霸权’非常强，只要你做的事跟助教有关，就会被称为希望工程。”

　　1996年，中国青基会请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为其项目做评估，康晓光作为评估工作主要负责人，开始近距离接触中国青基会，就此发现了中国正在进行的一场隐秘的权力转移。

　　对于社会统治与管理，社会问题并不会自动呈现，而是由权力来定义的。某一客观问题能否被发现、提出，如何描述并形成广泛认识，对社会政策的形成和完善至关重要。这种将客观问题“问题化”的机制隐蔽而深刻，在中国，这一权力此前只为政府独掌。

　　康晓光常年进行反贫困研究，深知“问题化”机制的分量，“让哪个问题进入媒体，进入公共政策，进入国家财政，这是有说道的。往往最严重的问题被掩盖，甚至被扭曲。”

　　他举例，农民进城务工潮使得农村社区中青年大量流失，不仅乡村遭到重创，农民工作为劳动力进入城市，也并未从“人”的角度被社会给予应有的关照。在最 初，一系列由此衍生的严重社会问题未能进入主流话语。“十年前一面倒，说他们摆脱了土地束缚，收入增加，农村致富了，讲这些。真正的社会问题，城市精英装 看不见，媒体装没这事，政府从来不提，这些人自己更没能力提出来。”

　　透过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康晓光看到了一种未来的全新机制—在政府与国有企业单位之外，另一类机构可以自己定义社会问题，并动员全民力量加以解决。客观上，这类机构掌握了“问题化”的权力。

　　“在我心里，根本没把中国青基会看成一家公益机构，它是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的组成部分，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对中国整个社会管理和统治结构影响非常深远。”

　　这一发现让康晓光深受触动，自此，他展开对第三部门的相关研究，并深度参与，在多家社会组织中担任理事等职务的同时，还以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 所为主要平台，为公益界提供指导和咨询，持续输送大量理论与学术研究成果。他相信，第三部门将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2003年，康晓光尝试用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中国的城市贫困和反贫困问题，9月底，所有分项研究报告全部完成，只待撰写总报告，但一场惨案的发生，使他无法继续如常工作和生活。那一年，他在书中将所有活着的中国人告上人性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