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拒绝加入家族企业管理的埃利奥特·当纳利(Elliott II Donnelley)改变了主意。他如今周游列国，指点慈善，都可追溯到他决心参与家族投资事业那一天。

　　北京，北京

　　埃利奥特决定到北京去。

　　这个想法一经植入，就好似藤蔓生长，紧紧纠缠着他。

　　“我决定放弃在国会山的工作，那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位。我把它让给了一个朋友，对他说，我想去中国。”

　　那是1989年，埃利奥特刚从耶鲁大学毕业不久。

　　“我曾和一个当时来自中国的学生聊天。我问她，我能做什么?她说，如果你不去，说再多也没用，但是如果你去了，或许还能帮上那个国家一些。”

　　大学期间，埃利奥特是校赛艇队的主力，1986年一次受伤休养期间，他学习了中文。1987年夏天，他去了一趟台湾。1988年，他又随校赛艇队来了一趟中国大陆。回到美国投入国会山的工作之后，他开始想更多关于中国的事情。

　　“领导叫我别去，其他人也认为不安全。”

　　埃利奥特的父亲大卫·当纳利(David E. Donnelley)则对他说，21岁之前你是我的儿子，21岁之后你依然是我的儿子，可你已经成年了，你来问我的意见，我会像对另一个大人那样告诉你我的意见是什么，但是再也不会对你的人生指手画脚，你自己做决定，决定错了就吸取教训。

　　这其实是当纳利家族的传统之一。多年以前，埃利奥特的祖父埃利奥特一世(Elliott I Donnelley)也曾对大卫说过同样一番话。1988年，大卫卖掉了成功经营13年的公司，到旧金山北部县城索诺马的一所公立高中当老师，食用从简，租房而居。时至今日，他已执教二十多年，但是鲜有学生知道他来自芝加哥豪门当纳利家族—该家族第一代开创的印刷事业，传承已经150年，曾经是全球最大的印刷集团，至今仍在世界500强之列。

　　埃利奥特是当纳利家族的第五代成员。1989年8月，他买了一张单程机票，从美国飞到香港，再从香港转机中国大陆。他决定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做大一的英语老师。这一年，他不过23岁。

　　“飞机很空，机场也很空，那个时候很少人来，大多数人选择离开。”一位耶鲁大学的同学从机场接了埃利奥特后，带他去北京大学买了一辆二手“飞鸽”自行车。他们沿着海淀大街骑行而下，埃利奥特发现，“几乎每个街角都站着士兵，四处的气氛仍然很紧张。”

　　在学校，他和一些学生聊天，尽管这些学生的年纪并不比他小多少，但却都表现得“非常受伤和失落”。“那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我当时就想，要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振作起来、开心起来，对世界怀抱积极的心态。”

　　在家族回馈社会的价值观的影响下，埃利奥特读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就一直给贫困人家的孩子义务补习功课，积累了不少“和学生打交道的经验”。上课时，为了活跃气氛，身高一米九四的他甚至会出人意料地一跃跳到讲台上。他带学生们看电影、野餐、打篮球、过情人节、万圣节、圣诞节，给他们讲所有美国的、英国的文化，为他们从美国募捐来一大批英语原版书……

　　就在他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书的同时，当纳利集团也正在中国拓展业务。有一天，他的伯父找到他，让他参与到家族企业中国业务的管理中。他拒绝了。“当时我确实想要在家族之外做一番事业，哪怕日后还得回去打理家族企业，我也想在那之前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别样的经历。”

　　25年过去，北京的四环路修好了，外面还多了五环路、六环路，满大街鲫鱼似的自行车变成了汽车长龙，当年青春年少的埃利奥特也已年过不惑。然而，2015年9月25日，接受《中国慈善家》专访时，他回忆起1989年圣诞节裹着军大衣骑车去美国大使馆的情形时，依然仿如昨日。

　　1991年，埃利奥特结束了两年的异国教师生涯，离开北京，回到旧金山。十多年以后，他将重返中国，那时，他早已过了而立之年，抱负也已非往昔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