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服药，心态好，就活得久”

　　据2014年12月驻马店市政府网刊发的文章：10多年来，上蔡县探索出了“资金管理机制、药品管理机制和救助对象动态管理机制”三个机制、“预防控制体系、医疗救治体系和帮扶救助体系”三个体系、“抗病毒治疗三级督导模式、个人账户与重病统筹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和致孤儿童”阳光家庭“供养模式”三个模式，控制了传染源，切断了传播途径，确保所有艾滋病患者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上蔡县人民医院感染科一名医务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艾滋病毒感染者坚持服用抗病毒药物，一般可以维持10到20年不发病，在新京报记者的采访对象中，郭秀、刘歌令、林秀梅、程玉房查出感染艾滋病的时间都超过十年，他们看起来依然健康，林秀梅和郭秀感染病毒超过十五年，除了偶尔感冒，很少出现并发症，“坚持服药，心态好，就会活得久一些。”林秀梅说。

　　上蔡县艾防办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003年起，上蔡县艾防办为病人办理了艾滋病人就诊卡，艾防办每个月向病人卡里打300元钱，一年一共3600元，病人可以持卡，到指定的上蔡县中医院和上蔡县人民医院感染科免费治疗。卡中的钱花完以后，可以续充。就是说，在两家定点医院，对艾滋病人治疗全免费。不但免费为病人提供抗病毒药物，还对机会感染病症药物和治疗全免费。

　　“免费治疗救了我们的命，但是维持这条命要小心翼翼。”这两年来，刘恒国妻子林同英的并发症越来越严重。

　　林同英2001年查出感染艾滋病，至今已有15年病史，前几年林同英服用政府提供的抗病毒药物，病情基本能控制，除了偶尔有小感冒外，身体没什么大碍，但自从2010年开始，林同英的身体开始变弱，严重的并发症不断。林同英现在几乎失去了活动能力，每天在家走动几步，都会觉得很累。她的眼睑和嘴唇松弛下垂，露出的牙床也因为屡次感染，显得焦黄。脸上也零星布满了斑点。

　　上蔡县艾防办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上蔡县中医院和上蔡县人民医院感染科只能对一般疾病进行免费治疗，有些大病医治不了的，可以到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但是在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的治疗费用，只能报销三分之二。”因为，上蔡县太特殊了，感染人口多，财政根本无法负担。

　　“自己没钱，得了大病没法去郑州，只能在上蔡两个医院熬着。”刘恒国说。

　　在上蔡县人民医院感染科，走廊里都摆满了病床。一位医务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这里每天都会超过一百五十名病人，全部为艾滋病人。

　　在走廊的一端，七十多岁的张兰正在给老伴儿换药瓶，她说，“老伴肝病越来越重，但没钱买好药，只能用一般药物拖一天是一天。”

　　病床上的老人听到张兰说话，努力地张了张嘴，张兰说，“他说他想活下去。”

　　“年轻人还要活得更好”

　　11月26日，天放晴朗，文楼村口的积雪开始融化，文楼村的街头出现了晒太阳的老人。

　　程三品手里拿着萝卜，边啃边和老伙计程玉房开玩笑。这两位老人都是60岁，同年查出感染艾滋病。“都老掉牙了，还有啥在乎的。”他们公开调侃自己的病情。

　　现在的文楼村，艾滋病已经不是禁忌的话题。文楼村一位村民告诉新京报记者，“我们一起吃饭聊天，不会传染的。”

　　程玉房把这种禁忌的消除归结为习惯，“很多家庭都有艾滋病人，自己的亲戚中也有，习惯了。”

　　现在的文楼村，和其他的村庄没有什么不同。村里出现了不少二层的楼房，盖得时尚别致，有的还建了宽大的飘窗。一些楼房前，停着轿车。

　　在文楼村，除了卫生所，很难看到有关艾滋病的痕迹，两年前村口的一张艾滋病预防海报被撤下来以后，再也没有重新张贴过，现在那张海报被林秀梅用来围成了一个简易厨房。

　　下完第一场雪以后，文楼村的农民开始抢收地里的白菜，程二猛家的白菜长势特别好，十几棵白菜就能把他那辆机动三轮车装满，他告诉记者，文楼村流行种菜，但十几年前，文楼村被曝光是艾滋病村以后，村里的蔬菜全部滞销，“你去卖菜，别人先问你是不是文楼的，甚至要看你身份证。”

　　但现在，程二猛说，已没有人在乎卖的菜是不是文楼产的。上蔡县一家饭馆的老板娘说，她店里的菜都是从文楼进的，文楼距离县城近，运来的快，保鲜。

　　在文楼，因为及时进行了阻断，90后的年轻人很少再有艾滋病毒感染者。

　　感染者孟永亮说，现在村里的90后不会介意和病人打交道，但是他们不喜欢谈艾滋病这个话题，他的大女儿今年十五岁了，通过阻断，她是一个健康的孩子，明年她就要读高中了，这位大眼睛的女孩喜欢打扮，穿上黑色的风衣、系上红色的围巾，看起来像个城里的大姑娘。

　　“我们接受了现实，但是年轻人还要生活。”感染者孟大国说，“尽管顶着艾滋病村这个名头，但我们活了下来，年轻人还要活得更好。”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孟大国和自己18岁的儿子发生了矛盾，孟大国认为，记者把我们的困难反映出去，会让政府来帮助我们，但儿子认为这会影响村子的名声和年轻人的前途。最后，孟大国还是妥协了，媒体再来采访，他都拒绝拍照。

　　刘树林夫妻都是艾滋病人，妻子十年前去世，他们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儿子。

　　尽管刘树林的儿子不是病人，但依然没人提亲，“文楼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想要找个媳妇不容易。”但儿子是刘树林唯一的希望，“希望他能娶到媳妇，给我生个健康的孙子，让我们的香火延续下去。”

　　前年年初，他把儿子赶到了郑州，“你可以永远不回来了，也别告诉你身边的人你是文楼的，在外面找个媳妇好好生活吧。”

　　而为了维持下一代的婚姻，那些得病的父母们也始终与健康的儿女们保持距离。郭秀的女儿嫁到了北京，在郭秀的卧室里，挂着一排女儿和外孙女的照片，照片下面，是一张外孙女的作息时间表。

　　郭秀说，看着作息时间表，再看看照片，就能想象女儿和外孙女在做什么。但郭秀极少去女儿家，也很少让女儿带着外孙女和女婿过来，“怕，女婿一家人不知道有一个得了艾滋病的丈母娘。”

　　现在，郭秀在卫生所的空地里开辟了一块菜地，“没事，我就帮他们种种菜，他们不嫌弃我，我把他们当作孩子。”

　　11月28日，刘歌令给记者打来电话，“发表文章的时候，别用我的真名，我不想我的孩子背负压力。”

　　（除刘根柱、程小段外，文中其他村民都为化名）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