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岁的患者林秀梅正在做饭。一张当年的艾滋病预防海报被做成了围挡。

　　卫生所成为村里的门面

　　林秀梅把炉子膛里的柴往里面塞了一点，盖上了锅盖，“等我去卫生所拿药回来，说不定锅里的水还没开呢。”

　　卫生所和林秀梅的小屋就隔了一条马路。林秀梅说，这是村里的事儿被国家知道后，国家给文楼的第一个好处。

　　200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探访文楼村以后，河南省随即派出工作组进驻文楼，工作组的任务是做好“六个一工程”。所谓六个一就是修一条柏油路，打一眼深水井，建一所学校，建一所标准化卫生室，建一所孤儿孤老养育院，建一个村民教育活动室。

　　文楼村卫生所是帮扶小组为文楼村建设的第一个“一”。卫生所有两排房子，11个病房，还配有宣教中心，治疗室等，已经达到了甲等一级乡卫生院的标准。卫生所所长程小段告诉新京报记者，“卫生所基本能够满足病人一般的治疗。”

　　程小段是2001年被调到文楼村的，她说“刚来的时候，家人也反对，自己也害怕，但是要服从分配，最开始，她给病人打针拿药都要戴着手套，说话也不敢面对面，现在了解了这个病，就不怕了”。

　　现在，六个一工程已经全部完成，文楼村打了三口深井，文楼村小学建设资金为40万元，孤儿院阳光家园资金投入460万元，2004年，村里的柏油路修成，2014年又改建成水泥路。

　　这些工程现在已经成为文楼村的门面，卫生所、文楼村小学都在村子的最前面。

　　“国家对我们够好了，看病不要钱，还把我们村修得这么好看。”林秀梅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

　　但刘歌令还是觉得“政府有时候还是太注重面子了，应该为病人的生计考虑一下。”我们需要有稳定的收入。

　　实际上，在工作组进驻文楼之后，曾多举措帮扶文楼人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据新京报记者了解，政府提供启动资金300元，鼓励有艾滋病患者的家庭养猪，凡是养够20头猪，有五个猪圈的，还可以享受政府的一笔小额贷款，用以扩大规模。记者注意到，文楼村的养猪户并不多。一位村民说，“发生过一次猪瘟，赔了很多钱，就不敢养了。”

　　除了鼓励养猪，2007年，河南省扶贫办和卫生厅投资近200万元帮助村里建起了大棚和菌种场，村里的人叫做“木耳厂”，收入用来给艾滋病人和感染者。不少村民表示，确实在几年前拿过几十到上百元不等的分红，但后来就没有下文了。文楼村村主任刘根柱告诉新京报记者，木耳厂还在，只是因为技术上跟不上，就改成了香菇种植，现在依然还在种植，还是集体企业。

　　刘根柱说，因为有艾滋病村的名头，村里自己的招商引资并不顺利。三年前，一个村干部招商引来了一个电子厂，马上要签合同了。但是对方后来打听到文楼村的情况，就再也没有了下文。但刘根柱表示，虽如此，村里依然在努力招商，社会公众对艾滋病总有理解的一天。

　　家中的顶梁柱

　　“猪没养成，木耳厂也没念成经，我们只好自己去找活路。”一位村民说，大家也都明白，不能什么都要靠国家，自己能做的还得自己干。

　　11月24日，天色大亮的时候，刘歌令到了县里的水果市场。他挨个摊位询问价格，和摊主讨价还价，在早晨的寒风里，他的脸冻得通红。

　　批发完水果，他开车去集上贩卖。

　　刘歌令的父亲五年前突发脑溢血去世，爷爷八十七岁，母亲今年六十三岁，自己的两个女儿大的十五岁，小的十岁。

　　“上有老，下有小，我没办法。”刘歌令说。

　　爷爷担心他的身体，不让他干农活，母亲怕他累着，希望他找个轻松的工作，最后，觉得卖蔬菜水果比较轻松。但是，干起来才知道，没有轻松的工作，去批发市场拉完货，要去乡下零售，“有时候，一天开车跑十几个村子，晚上九点多才回到家。”

　　今年冬天冷得早，母亲劝他休息，别出门了。但是想到明年大女儿要读高中，正是用钱的时候，他又上路了。他说他也怕。24号早上，他出村的时候忍不住对着车窗打了一个喷嚏，蓦然看到车窗外的一片坟地，那里埋着的不少是和他一样年纪的病人，他打了个冷战。“感染了这病毒，一个感冒就能整死你。”

　　刘歌令坚持每天服用抗病毒药物，一天两次，他不抽烟不喝酒，甚至不敢喝凉水。林秀梅一入冬就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她拍着身上的一件围裙说，“你看，这是做饭的时候穿的，但是我都不敢脱下来，我们病人冬天只敢加衣服不敢减一丝一线。”

　　在文楼村的“幸存者”当中，像刘歌令这样的有一百多人，他们不能干重活儿，但他们又是家中的顶梁柱。

　　孟大国比刘歌令大四岁，二十年前，他的父母卖血攒钱给他盖了新房，但没钱为他买婚床了，于是，孟大国就去卖了四次血，一次五十块钱，他花了一百八十块钱买了床，剩下二十块钱给媳妇买了身新衣服。“就为了那个婚床，我感染了。”一年以后，他的妻子也查出感染了艾滋病毒。

　　今年，孟大国的儿子要去郑州学电脑，学费一万元，孟大国托人在上蔡化肥厂找了一份力气活，想给儿子挣学费，但干了三个月他就开始连续高烧。一周前，他辞掉了化肥厂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