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斯坦福大学创建斯坦福科技园，并向企业出租场地获得收入，因此吸引了一批新创企业，形成高技术工业园区，这成为硅谷雏形。硅谷最早的创业者就是斯坦福大学的两名毕业生，威廉·休利特(Wiliam Hewlett)和戴维·帕卡特(David Packard)，他们创办了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

　　对于企业来说，斯坦福无疑是最理想的人才池，而开放办学的机制，也让斯坦福的人才更能了解社会和企业所需。

　　“用办企业的方式来办教育，这句话我觉得可能会引发争议或者是不一定对。我觉得还是要按教育规律来，在此基础上，吸纳一些企业经验。武院跟企业合作，是符合教育规律的。”

　　武汉学院定位为国际化应用型专业大学，专业涵盖经济学、法学、管理学、文学、理学、工学和艺术学7个门类，方向更为落地。为增强学生的实操能力，还聘任企业高管开班授课，如搜狗公司王小川、腾讯人力资源副总陈双华、港中旅酒店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慕韩、ICAEW大中华区总监黎日忠等人。

　　“他们都不叫特聘教授，而是叫应用型教授。这跟企业是最直接相关的，相互融合，后面还要加大这个方向上的开拓。”陈一丹说。

　　除了校企合作，陈一丹也希望与其他学校增加交流，比如教学、研究上的合作，现有交换生机制如何从单方面输出拓展为双方互动等。互动对象并不限于国内高校，国际化已是武院发展的必经之路，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探索。

　　“这是个开始，我想后面会引入更多资源。比如某个创新项目，如果谁愿意，那就来投入。校监负责建立这个平台，武院要走多远，大家一起来喽。”

　　公益文化更重要

　　退休后，陈一丹仍是腾讯慈善基金会名誉理事长，除了一些老同事找他交流企业文化方面的事务之外，他在腾讯投入精力最多的就是公益部分。每次来办公室，几乎都是约了负责公益事务的同事。

　　腾讯创立初期，企业的发展让管理者开始思考回馈用户和社会。陈一丹回忆，那时候零零碎碎总想做点什么事情，比如向贫困地区捐赠旧电脑一类的硬件设施。

　　2004年6月1日，《基金会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半个月后，腾讯在香港联交所上市。陈一丹考虑将腾讯细碎的公益支出系统化、制度化。

　　两年后，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成立，这也是中国首家由互联网企业发起的公益基金会，此后，腾讯每年会从企业利润中拨款给基金会。资金与人都具备了，陈一丹开始探索互联网公益模式。

　　“探索网络是我们的优势。”陈一丹至今记得早期腾讯的一些网络公益尝试。“在腾讯平台，你做了好事，捐了一块钱，你的账号会长出一个爱心果，我记得那个产品还长棵树，有里程碑的。”

　　2008年汶川地震，腾讯基金会向灾区捐款2000万。“但网民怎么参与?”陈一丹将网络支付、公募基金会等资源进行整合，因腾讯基金会是非公募基金会，便用“拉郎配”的方式，将公募基金会对接给捐款人。“结果捐了两千多万，很多都是一块钱两块钱。”陈一丹说，这才是最让他开心的，因为钱的背后，是更多人的参与。

　　“公益是什么?对公有益，对身边的人有益，对我们所连接的世界有益。这个有益仅仅是出钱吗?不是的。我是希望能够出现一种公益文化。”

　　2008年之后，公众捐赠热情大幅回落，没人捐款了。

　　陈一丹提出公益2.0模式，并开展一些常态化公益项目，在腾讯主持开创了“腾讯月捐”“腾讯乐捐”“腾讯筑德基金”“腾讯筑梦新乡村”等多个创新公益项目。

　　2012年，陈一丹推动搭建的腾讯网络捐款平台收到网友捐款累计突破1亿元。

　　今年9月初，腾讯发起中国首个互联网公益日活动“99公益日”。活动启动当天，陈一丹为活动做了题为《信任连接公益的时代即将开启》的致辞。

　　自9月7日0时至9月9日24时，网友参与99公益日活动，通过腾讯公益平台捐款1.2亿元，参与人次超过200万，捐赠金额、参与人数均创下国内互联网的募捐记录。

　　这一成果让陈一丹觉得欣喜，也很感慨。“在PC年代，腾讯公益平台用五六年时间不断创新项目，才达到一个亿，我们当时很开心啊，已经全国最大了。”当时的他没想到，社交网络下的99公益日，3天就超过了5年的数字。

　　“今天到3.0、4.0、5.0，再变成移动物联网、社交化，但总体这个趋势是跟社会链接互动的，这个精神没有变，你不是孤单地做自己。”

　　对于陈一丹来说，今年的99公益日不过是个开始，明年还会有更多的想象空间，出现更多的公益玩法。他希望99公益日能成为公益概念甚至是一种公益文化，长远地走下去。

　　自创办至今，腾讯网上募款平台累计募款额已达5亿。陈一丹觉得另一组数字更重要——捐款人次超过3600万，对于在整个社会建立公益文化来说，这或许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