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和回应机制

　　报告和回应机制，是及时干预儿童伤害事件的重要步骤。这个机制怎样保持通畅，儿童乐益会有很好的尝试。乐益会的郭秀玲说：“我们尝试在开展儿童保护项目试点的两个地区建立报告制度，为什么说尝试呢？其实这个报告制度确实很难，首先我们借助儿童福利院和救助站这两个体系，开通了24小时的儿童保护热线，建立了一个村级到乡镇、县级的3G网络，儿童福利主任是第一道防线，他会定期做一些儿童情况的筛查，我们要求儿童福利主任(在张家港叫福利督导员)，对儿童暴力事件一旦发现直接上报，他如果发现而没有上报这种情况，领导小组可以做一些处理。”

　　“我们也尝试在医疗系统、教育系统建立一个报告制度，于是开展了针对医生、教师和公检法三个系统工作人员的培训，去年共13场、600人参加了培训，大家也梳理了一个报告流程，可最后落实有些难。但这是一些好的现象，经过培训以后，已经有一些医生、教师把发现的儿童暴力的案件报告上来。”郭秀玲说，“除此之外我们也开展了大量的儿童保护知识和热线号码的宣传。用典型的农村风格宣传，比如在洛宁县村里的集市上发宣传单。”

　　经过尝试，乐益会初步建立多部门参与的县级或者市级的儿童保护预防，发现报告和回应的机制，同时领导小组也可以直接联系本地的儿童保护社工机构。

　　从整个流程来说，第一步是监测发现，由村福利主任来开展，项目开始之初，要求村福利主任对本村的所有儿童情况做一个摸排，筛查出来重点人群。对这些家庭先有一个初步地了解，这个档案放在村里一份，再给领导小组报一份。之后他们对高危的人群会一个月家访两次，中危的一个月一次，这个次数可能是不够的。福利主任发现有儿童伤害暴力事件或者严重忽视的情况，可以报告热线，热线直接回复或报领导小组，情况严重的，由领导小组和警方来进入干预处理。

　　“我们发现比较有趣的现象，尤其在洛宁，福利主任更倾向于去向领导小组或者热线报告留守儿童的忽视或者需要申请低保的案例，他不愿意去报那些家长打孩子的，但是这也确实可以理解。”郭秀玲说，“我们目前没有强制报告制度，儿童保护的社工服务体系也比较欠缺。去年一年下来，两个项目的热线接听了70多个电话，大部分以咨询儿童福利政策为主，比如说怎么去报户口，孩子怎么申请低保。有20例是儿童暴力的，有普通类型，有家庭暴力，我们对19个个案，做了跟进和服务，有7个孩子监护人找不到了，我们送到儿童福利院和救助站进行庇护。”

　　最严重的个案

　　恰恰缺少最高级的儿童社工

　　郴州市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帮扶中心实行的是家庭、学校、社区三联动的监测预防报告机制，试点地区涵盖城区和农村。社工周苗苗将服务对象总结为七大类：孤儿或因法定监护人服刑、重病、重残等原因，实施无人监护的未成年人；因家庭暴力、遭受侵害等原因得到不恰当监护的未成年人；因家庭困境面临辍学和失去基本生活保障的；流浪未成年人；被遗弃、拐卖的；父母外出、临时监护不到位，留守、流动未成年；生理、心理和精神状态不正常人群。由于郴州吸毒群体较大，儿童遭遇的监护不到位和精神状态不佳更为常见。社工会根据不同服务对象的严重程度开展个案。

　　“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困难，是专业社工太少，机构弱势。另外，心理及精神的障碍，也不是我们能够完全做得了，需要外界的帮助。”周苗苗说。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乔东平说：“儿童保护的难点之一，就是缺少专业人员和专业机构。这个问题即便在北上广也很突出。普通的筛查、走访大家都能做，但是我们现在缺的就是严重个案的干预，都做不了。”

　　“我们在张家港、洛宁都发现过被暴力虐待，甚或自残的，这种严重情况报告上来，大家都抓瞎，谁去做，怎么做？家访倒是挺详细的，下一步怎么做没人知道。国外社工里边最高级的是儿童社工，儿童社工中最高级的儿童保护社工，要学多少课程，做多少培训，拿多少证才能去做这个工作，我们现在没有。”乔东平说，“有人做总比没人做好，但我们的底线是无论你怎么做，不要再对儿童造成二次伤害，可以往上转借。比如毕节这4个孩子自杀，在自杀当天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学校的老师都去家访了，那家访以后到底说了什么，说的关键点，就是你要去上学，明天就去上学，小孩答应了。但上学是他们的主要矛盾，是他的需求吗？连问题关键都没有界定清楚，这样的家访是不成功的，反而有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NGO在儿童保护中的作用是大家都认可的，这也是国际的经验。”乔东平说，“从国际来看，儿童保护也是从NGO，从民间组织开始的，最早的第一家做儿童保护的NGO是在1874年，专门干预儿童虐待。在这个民间组织的推动下，地方政府开始关注，最后再到中央政府关注。NGO的努力是有意义的，也可以看到，未来的路，任重道远。”

    来源：公益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