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３０岁的小陈是北京市某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很少有人相信，这位工作能力强、服务态度好的年轻人竟是名精神分裂症患者。

　　“２００５年那会儿，他的病情严重，甚至大吵大闹到惊动居委会干部和派出所民警，两次被送进了专科精神病医院治疗。”尽管已过去１０年，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副院长李文秀对小陈的病情记忆犹新。

　　李文秀告诉记者，自２０１１年起，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在全区开展有关精神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的健康教育工作，现已建立２９家社区日间精神卫生康复站，１０家居住型精神康复站。

　　“２００６年，小陈的妈妈主动把孩子送到我们这里，每周有３天时间。患者们聚在一起学英语、学做饭、做手工、看电影，接受免费服药指导。”李文秀说，经过３年的康复锻炼加药物辅助，从一开始抵触一切、不愿吃药，到后来主动吃药、还能帮妈妈做一些事情，小陈的病情逐趋稳定，至今没有复发，还参加了成人自考。

　　２００９年，海淀区建立了较专业的社区康复站，小陈自告奋勇成为志愿者。他时常用自己的经历鼓励其他病人，让他们不要放弃希望。

　　和许多患者相比，小陈是幸运的，他有亲人的支持和陪伴，也有社区的包容与接纳。

　　“在病人需要治疗的时候，有专业人员来帮助他，有家人来关心他。大部分病人是可以通过治疗控制住病情，甚至能给社会做些事情。”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说。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医师何燕玲说，影响精神卫生患者康复的因素很多，除了疾病本身、治疗方案和疗效差异外，过度关注和忽视均不利于康复。最理想的方案就是要让病人重返原来的社会状态，由康复专业人员有针对性地提供诸如社交能力培养、职业训练等支持。

　　据专家调查，在我国农村，由于治疗条件、生活状况的制约，很多重症患者只有被家人拴上脚镣、锁在笼中；一些患者因为无人照料流落街头，往往成为暴力伤人的肇事者。

　　对此，医生心痛不已。“这些人是被社会忽略的人群，因为怕别人看不起，怕社会歧视，往往把自己封闭起来。”李文秀说：“可实际上，他们的心是善良的，给点阳光就灿烂。”

　　“我真希望自己能做点对社会有意义的事。”２０１３年开始在海淀区花园路社区康复站进行训练的红燕对记者说，“以前，我的注意力很难集中，干一件事每５分钟或者１０分钟就要歇一歇。现在我至少能坐住２个小时，双手也很灵活，可以教其他病友计算机的基本操作。在医生的帮助下，我还在报纸、书籍上发表了几篇文章。”

　　这位年轻的姑娘带给家人的是惊喜，带给大夫的是信心。“也许，他们不能彻底恢复为正常人，但是他们的自我价值得到体现，享受到了应该享受的社会生活，这也是康复的衡量标准。”李文秀说。

　　多年来，我国一些地方探索建立了基于社区的精神障碍康复中心。在北京，一些区县已试点建立精神残疾人“中途宿舍”，通过轮班制的家庭角色扮演，帮助病人进行最基本的生活适应；在上海，“阳光心园”配置课桌椅、乒乓桌、健身器材和书报栏等，每天为病人安排艺术教育与交流休息相结合的科学作息。这些保留社会功能的康复训练，使越来越多的患者逃离病魔，给家人带来越来越多的感慨和惊喜。

　　“一辈子也没想到还能吃到侄女做的饭。”一位患者的姑姑说，因为孩子的爸爸患精神障碍住院已２０年，丧失社会能力，本来也觉得孩子和爸爸一样没希望了。

　　“孩子现在在街道兼职当协管，一个月１０００多元的收入，至少能养活他自己了，生活真是有希望了。”一位患者的妈妈说。

　　希望，对于这些困在“精神孤岛”中的人，就是走出封闭的自我，回归正常的生活。“我做志愿者，就是希望他们也和我一样，乐观地面对生活，积极地对抗疾病，自信地融入社会。”红燕说。

　　十几年过去，病人来了又走，很多人的面孔淡忘了，但是他们的笑脸，李文秀都印在心里。“最难忘的是在一次北京市精神康复技能大赛上，小陈和妈妈一起跳的那支舞——《鸿雁》。我亲眼看着他一步一步走过来，就像一只折翅的大雁，伤愈恢复，再次展翅，自由飞翔。”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