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界的“后浪”们 |
公益中国 gy.china.com.cn 时间: 2020-09-09 责任编辑:楚丹 |
本报见习记者 巩持平 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发掘现场。这是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地方,将宁波地区的人类活动史和文明发展史前推到了距今8000年左右,比河姆渡遗址早1000年——下午5点,夕阳的余晖刚洒下来,27岁的李博达从深约8米的坑里爬上来,带着一身泥点子。 “记者来了,想采访你。”叫住李博达的人是孙国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主任,也是发掘井头山遗址的总指挥。“等我先洗个澡。”洗澡是李博达每次收工后首先要做的事,起码一天两次。 李博达一撸袖子,被遮住的大臂白嫩,更衬得小臂黑红。圆寸头、破汗衫、工装裤,他除了鼻梁上的一副黑框眼镜,其他装扮和周边村子的村民没两样,“这是工地文化,我平时在学校可不是这样。”李博达特意向记者解释。 李博达是学考古的年轻人,也是留学生,在澳大利亚攻读科技考古博士学位。这次到井头山遗址待2个月,算是实习。这个夏天,因为另一位年轻人——湖南女生钟芳蓉,她以省文科第四名的成绩报考北京大学考古系——“考古”再次引发关注。她该不该学考古?人们争论不休。 有人总结过考古人的共同特征:男,科班出身,高学历,清贫,单身。不过,记者来到井头山遗址发掘现场,找到的考古人略有不同:科班出身,高学历,钱够花,“异地恋”。考古是他们的职业选择,这份工作,有发现和探索的乐趣,也常蹦出辞职和转行的念头。不过,在每一个当下,他们都跟随前辈的脚步,回溯历史,传承文化,也寻找自己的价值。 博士生大部分时间在“挖土” 李博达趿拉着拖鞋从浴室出来。谈起话来,他很像一个博士。 他向记者介绍他的研究领域:“南岛语族,这是你需要去了解的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看记者面露疑惑,李博达补充:“这是一个语言学概念,这种语系分布于西到马达加斯加,东到复活节岛,北到夏威夷,南到新西兰的岛屿上,使用人口大概3亿。” 在李博达的知识框架里,中国东南沿海是重要的研究区域。而井头山遗址因为“已发现了碳化稻谷,似乎存在稻作农业的起源,这一时期正处在狩猎采集向农业过渡的早期阶段,研究价值大。”这也是他来到井头山遗址的原因。 但来这里后,博士生李博达大部分时间都在“挖土”。 井头山遗址很特殊。这是一个约20000平方米的贝丘遗址,古时候是海边坡地,滩涂环境。因为遗址埋得深,且上方是厚厚的饱水淤泥,极易流动塌方。现在,在750平方米发掘坑的四周,一块块钢板深扎地下,围成了一道“铜墙铁壁”,这是花费近两年时间预先建好的钢结构基坑。也正是因为这座基坑的建造,让井头山遗址的发掘,成为我国对不同环境下特殊考古对象发掘的三大经典范例之一。 基坑深约8米。不断有水流向坑底。孙国平在基坑四周放了大、中、小三套共20台水泵,一旦水位超过警戒线,水泵自动开始抽水。一个礼拜前,两小时暴雨后,整个遗址被泡在水里,水泵连续工作两天一夜,水才抽干。即便如此,平常他们也得穿好长及小腿的胶鞋才能下基坑。 李博达深一脚浅一脚踩着淤泥,在脚下的活动范围内铺了几块木板,不至于陷进去。他的工作对象是一堵“墙”。他事先用竹签固定好基线,明确土层的年代,再一层层取样,2个工人打下手,爬上爬下,帮他把挖出来的土层样本抬出基坑。李博达背了一台单反相机,给每个土层拍照,有时取出贝壳,放在塑封袋里,用黑色签字笔做好标记。挖土、拍照、取样、标记,然后重复这些步骤。 李博达下基坑总会拎一个工具箱。不过,箱子里的工具不似看起来专业。塑封袋、卷尺、极限、竹签、工业用刷,都是他从购物网站上花几十元淘来的。他还买来一个晾衣架,搭配一架矮梯子,上面铺一层快递箱上拆出来的纸板,组成一张小桌子,撑在坑底。不过,经过两个月日晒雨淋,纸板湿了干,干了湿,最近已经非常糟糕了。 工人是从周边村子招募来的,年龄大多在60岁上下。9月,坑底依然潮湿闷热。有人脱掉上衣,在手里拧成麻花,汗水滴答;有人干活时打赤膊,露出晒出的“背心印”或“短袖印”。李博达戴着宽檐帽子,一天在坑底待7小时,“上岸”时,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不觉得乏味吗?人们总觉得,艰苦的环境中,工作内容既重复且枯燥,年轻人的忍耐度总是差一些。李博达回答记者:“能从事考古的人大多如此,没人叫苦,我怎么好意思开口?” “下田野”是一道分水岭 井头山遗址在宁波市余姚市三七市镇,镇子以每月开集市的日期命名。这里的村民每月初三和初七赶集,旁边的镇子叫“二六”。从余姚市区出来,开车上省道,先经过一片4S店,再经过一片厂房,在拔地而起的印染厂和汽配厂中间,地势突然下凹的地方,就是井头山遗址的发掘现场。 和基坑相距10米,靠马路边,有一排活动板房搭起来的临时住所,那是考古队的生活区域。他们在会议室端着餐盘吃饭,在厨房的隔间里洗澡,宿舍和办公室是同一间。因为地处工业区,常有重型卡车从马路上开过去,压得地面甚至整间房子都抖动起来。 这样的环境,在考古工作者的评价体系中,是“很好”的条件。“能吹空调,有固定的房子住,能用上电,网速也很快,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李博达说。 2018年,李博达第一次参与考古发掘的野外工作,是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来自多个国家的考古人员组成了考古队,他们坐单引擎的小飞机直接降落在小岛的草坪上,再飞得稍远一点就是大海。 他们住茅草屋,晚上下雨了,李博达被惊醒,感到奇怪:“脸上怎么都是水?”在当地,雨水珍贵。岛上四面环海,没有河流,只有一个水箱,雨水是唯一的淡水源。收集来的雨水“一水多用”,洗澡、做饭,甚至直接饮用,水都从水箱里取。 在国内,80%的遗址发掘工作都在城市郊区或者偏远农村。虽基本生活能够保障,远离人群的清苦和孤独,也是考古年轻人的必修课。 井头山遗址2013年被发现。同年,王永磊从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他本是化学系的,大二时,主动转专业到考古学。2009年,他第一次下考古工地实习,“我们10个人睡一个房间,上下铺,没有空调,再热的夏天也只有电风扇吹吹。” 朱叶菲是个女生,10年前,这在考古队里还是稀罕事。她进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比王永磊晚两年,也是半路出家,本科时读编辑出版专业,研究生时换成考古专业。研二时,她到湖北下田野,住在工地附近的农户家里,村里连快递都送不到,更别说送外卖了。 农村没有公交车。因为距离城市远,位置偏,出租车也叫不到,“进去了就很难出来”。朱叶菲当时住在村里村委会的老房子里,一个房间最多的时候住了7个人。年轻人思念城市,周末偶尔从隔壁开诊所的医生那里借来面包车,八九个人努力挤进一辆车里,30分钟到镇上,吃一顿烧烤,再回去。 在考古专业,“下田野”被视为分水岭。此前,考古知识皆从纸上来,此后,学习者们才真正见识了考古的样貌。2019年,李博达和国内某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们一起,参与了河南平粮台遗址的发掘。他发现,不乐意做事的人会偷偷躲到阴凉的地方去。 不过,李博达倒是觉得,考古工地是更开放的环境,人和人更容易建立信任和联系。比如,每到饭点,厨房阿姨会用余姚方言朝基坑里喊:“后生啊,吃饭啦!”他也和一起做事的工人建立了默契,现在,手往背后一伸,接下来要用的工具就自然被递到了手上。 “考古队员们都在一起吃、睡,也见过彼此最邋遢的样子。”李博达说。 年轻人不少,但还是缺人 记者在井头山遗址采访的两天,孙国平迎来送往了十几拨客人——杭州富阳博物馆来交流的同行,研究海洋文化的学者下坑采样,还有山东大学的暑期实习生,特地过来学习。孙国平一遍遍说着同样的解说词,一次次打开仓库,给他们展示从淤泥里挖出来的点滴成果。 “你看孙老师,这是他主持发掘的遗址,他有成就感,讲多少遍都一样有热情。”王永磊说,每个考古人都需要这样的高光时刻,“这是最根本的动力,支撑我们把这份工作做下去。” 王永磊的高光时刻发生在杭州的良渚遗址。他喜欢看陶片,这算是种职业习惯。大多数时候,陶片的年代他一眼就能看出。那次,民工在清洗刚出土的陶片,他凑上去看,“这个陶片怎么如此不熟悉?”王永磊觉得蹊跷。经过一番查探,果然,那块陶片不属于“良渚文化”,而是更早的“跨湖桥文化”,由陶片顺藤摸瓜,一个新的遗址由此被发现。 不过,相对应的,对于考古人而言,最难熬的并非环境的艰苦和生活的清贫,而是回报与产出往往难成比例。 “我们国家的遗址有成千上万个,但能有重大发现的,凤毛麟角。”王永磊有时和同事进行简单的考古调查,他们沿着河流走,或者在某一划定区块里走,紧盯着地上,有时会发现有年头的陶片,或者河流下陷比较深,也有的地层断面自然显露出了古代建筑的迹象,都可能存在古代遗址。 但考古发掘中,主动性发掘是少数,更多是配合基础设施建设的抢救性发掘。在开挖地铁或者修建厂房打地基前,都要进行勘探开发。“如果有发现,我们就去进行墓葬清理,把文物拿出来。”王永磊说,大多考古工作遇不到金银财宝,也有大量的文物被挖出来,找不到研究角度,不知有何研究价值。但无论价值几何,一个遗址大多需要几年时间发掘。 考古还缺人吗?这几年,所里进的年轻人不少,王永磊详细数过,他们80多个人的聊天群里,比他年轻的就有十几个。 “人手还远远不足。”接下来,王永磊将去距离井头山遗址不到2公里的地方,主持一个水稻田遗址的发掘。要挖的地方很大,有7000平方米,需要三四十人,这几天,他正忙着给各方打电话,请各个专业院校推荐一些优秀毕业生来。 另一重压力来自家庭。因为长期住在考古发掘工地,考古人只能“异地恋”。王永磊的女朋友在青岛,家里介绍的,两个月才能见上一面。 “找对象”的话题常被考古人拿来自嘲。一个同事被老婆吐槽:“要不是上学时候就跟了你,不然早不要你了。”还有位同学的女朋友在研三时候提出要求,毕业之后不能再干考古,毕业后,那位同学进了房地产行业。 不过,李博达现在还纯粹享受着研究的乐趣。“先努力为人类创造一点新的知识。”至于毕业之后做什么工作,“看缘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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