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全国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坚守一线，在65万个城乡社区从事着疫情监测、出入管理、宣传教育、环境整治、困难帮扶等工作。对于上海这样一座特大城市而言，社会治理工作如何从疫情防控中积累经验、整合资源，从而推动社区工作的全面进步？

　　特大型城市人口集聚，数据能否成为治理能力？未来如何做社会动员？邻里守望可持续吗？……自6月1日起，上海新闻广播《市民与社会》栏目携手人民网上海频道、上海大调研、上观思想汇等媒体推出系列节目：破“疫”2020——疫情大考下的社区之治大讨论，“面对突发事件”，五里桥、花木、虹桥、天平街道和吴泾镇率先交出答卷，为未来社区治理提供新方法。

　　五里桥街道，是上海市中心典型的高密度居住型社区。既有“弄堂迷宫”也有高端住宅。四通八达的弄堂里，谁来了？谁走了？很难知道，因为流动性太大。而高端住宅区，进入需要三道电子门卡、人车分流、电梯分类，社区工作者很难进入。

　　进不去的门进去了，以后还进的去吗？

　　疫情来了，如何与居民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有效推进社区防疫工作的展开？

　　讨论现场，五里桥街道铁一居民区书记徐玮捷说：“我负责的小区是临滨江的高档社区，小区有特别严的门禁系统，进小区首先门外要刷卡、进楼道要刷卡、进楼层要刷卡，经过‘三重卡’之后才能和居民联系上。”

　　而通过此次疫情，徐玮捷说，“我与该小区的60户人家建立了联系，“这里境外返沪居民不少，我们将他们平安接回家，在隔离期内关心他们的身体状况，提供酒精等防护用品，同时缓解其焦虑情绪和心理压力”。

　　这样不仅打开了“房门”，更打开了居委会与居民之间的“心门”，有接受过帮助的居民向居委会捐赠了三大盒消毒湿巾，他说，“不知道以后的路多长，希望你们平平安安，和我们一起共渡难关”。

　　社区里熟悉的陌生人，除了居民，还有这里的商户和企业主。疫情期间，种种联络，将他们系在了一起。水果摊老板冯永，曾是一名从不和社区打交道的个体户，但此次疫情中，生意遭受严重打击的他却主动联系街道，捐款1万元用于防疫。

　　谈及这个爱心举动， 冯永总是沉默不语，城管执法人员倪俊靖告诉大家，冯永的商铺曾遭受火灾，当时，他儿子所在的黄浦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山学校为他捐款7000余元，这让冯永非常感动。因此，这次疫情到来的时候，冯永毫不犹豫将曾经得到过的惠助回馈给了社区。

　　名盛苑业委会主任赵俊还说：“小区里有一栋楼，最多同时有5户人家在隔离。他们的取快递、倒垃圾基本都是对门或者楼上楼下的邻居们做的。甚至有以前对整个小区非常不满的业主，这次也加入到为居民隔离家庭服务的志愿行动中来。”

　　“等疫情过了，邻里之间还会拿快递吗？” “疫情期间是有求于社区，疫情过后呢，会不会又变回原样？”五里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阮俊说：“关键就是我们要有共同目标。疫情期间，‘把疫情控制住，保卫自己的家园家人和自己的健康安全’就是我们的共同目标。不管我们政府、社区还是我们的居民，都有这样的共同目标，所以我们走到了一起。哪怕他有意见，在本着共同目标去的过程中也暂时搁置了。”

　　社区“温度”如何延续，共同目标是什么？

　　疫情过后，社区与居民之间的共同目标又是什么？脱离了“防疫”这个大前提，此前建立起来的社会链接还能维系吗？群防群控机制又该如何转化为常态化的社会动员和公众参与机制？

　　阮俊提出：“我们的共同目标其实是一样的，在社区来讲，就是安全、健康、有序、整洁、和谐，这是大家的共同目标。”

　　“社区共同目标的背后，其实是大家对基层政府共同的需求。回顾疫情防控最吃劲的阶段。小区里原来敲不开的门敲开了，说明居民群众对安全感的需求与社区当时提供的公共服务、进行的社区管理是高度契合的。”

　　五里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小尚说：“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必须充分掌握居民群众的真实需求，通过我们沟通、对话的渠道，了解他们各个层次的需求，分析、甄别，在我们基层政府充分理解辖区居民的需求之后，再来根据需求提供社区公共服务和产品，这样我觉得我们就能走到一起去。”

　　“伴随城市的快速发展，我们的社会结构分化很大，需求分化也很大，很多时候基层政府只能尽量去满足需求的最大公约数，找到最重要、最紧迫的那一项。”上海大学基层治理创新研究中心教授黄晓春指出，回应需求是特别复杂的问题，这是上海基层政府迈向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时面临的重要治理能力挑战。而正因如此，居民自治更凸显其重要价值。

　　“今后的需求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而且有的需求相互矛盾。其实五里桥街道本身就有很好的办法——‘三会’制度，我们让居民自己讨论。基层街道和居委会就是搭平台、建机制，然后做服务。” 阮俊说道。不过，搭平台并不容易。桑城居委会主任张旻静坦言，居民协商时也会出现“吵成一锅粥”的情况，“其实这是很正常的”。她指出，居委会搭平台之前，必须事先走访居民、了解民意，把居民自治议题进行集中和梳理，然后在适当的时机为居民议事搭建平台。

　　如何搭建公共空间，找回社区这个“家”？

　　而通过此次疫情应运而生的社区治理新方法，又有哪些是可复制可推广的呢？黄晓春教授表示，在疫情防控期间，居民们因自身安全的需求找到社区，原本是一个私人性的问题，但由于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相互作用，所以形成了一个“公共空间”。

　　“在我们今天的讨论中，许许多多的故事从不同的侧面讲到了公共空间的形成，比如一些陌生人，甚至可能这辈子不会有交集的人突然建立起联系和依赖。”黄晓春认为，未来在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化大都市中，让所有人亲如一家人一样很难，但由于公共空间的出现，很多陌生的关系开始发生了连接，于是，一些重新的社会关系就建立起来了，相互的依赖建立起来了。

　　“志愿组织和社区组织等自发社群的出现，更进一步稳固了公共空间——而这正是疫情过去后，我们能够延续下来的一般性的机制。” 黄晓春说：“今年年初，澎湃研究所做了一项抽样调查，参加过志愿活动的人对于社区更有认同感，你越参与小区的自我组织，越对各级抗疫部门有信心。”

　　黄晓春还认为，这次战疫，信息化成为重要的沟通渠道，比如很多人提到的“群”，各种信息以最快的速度在网上进行交流，这样解决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在五里桥，在其他街道，在特大城市的不同地区，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方法来重建公共性。我们可以依托三会制度等居民自治制度和平台，让各种人群有表达自己的渠道，让不同的利益碰撞，不同的声音交织……最后完成基于现代公民的社区认同和公共性基础上的文化重建。”

　　“我相信已经播下了爱的种子，就不会迷失爱的方向。我们把心理意义上的‘家’重新找回来了。” 黄晓春说：“我想，政府治理和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正是上海这座特大城市未来重要的竞争基础，因为这里有来自基层的社会治理的支撑体系，并且居民是安全、被认同、被尊重的，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城市治理。”（图片均由上海新闻广播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