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子，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善行团公益基金（下称“善行团”）的创始人，也是该基金会的副会长。他曾连续两年荣获“中国十大慈善家”称号，2017年又获得“第12届·2017爱心奖”，同时获奖的还有马蔚华、袁存权等5人。

2020年3月2日，钢子出现在疫情仍然严重的武汉街头。与他同行的，是一只由15辆大型货车、9辆保障车组成的车队，上面装着300吨价值3000余万元的医疗和生活物资，每辆车上都挂着“冬已尽，春日盛，愿山河无恙，人间皆安，武汉加油！”的标语。

细心的人还会注意到，这些车悬挂着的是黑、鲁、辽、闽等来自不同省份的车牌。它们是从全国不同地区集结在江西省九江市，然后再赶赴武汉的。

“武汉人民都是英雄，我们必须为他们做点什么。”在接受采访时，钢子反复说到这句话。他表示，为打赢疫情阻击战，武汉人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抗疫不是武汉自己的事情，而是全国人民共同的事情。

但是，钢子也坦承，在将车队带出来的那一刻，他还是有点后悔了，不是为自己，而是为随行42位司机和善行团志愿者，病毒仍在武汉肆虐，虽然志愿者们的请战书令他感动，但未知却让他备感压力，“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一旦有事，怎么向其家人交待？

  在武汉，钢子却被一种更大的力量所震憾，被一种场景所感染。“我所见到每个官员、党员、志愿者，还是普通的武汉人，他们没有沮丧，没有忧伤，脸上都写满了坚强。”钢子说，当时他最大的感受就是，“所有人都欠武汉人一个拥抱！”

3月23日晚，还在隔离中的钢子接受了笔者采访。他说，目前所有跟他去武汉的志愿者的新型冠状核酸检测都呈阴性，这是最让他欣慰和高兴的。

即使在隔离期间，钢子也没让自己闲下来。3月18日，他受邀参加了国际公益学院全球善财领袖俱乐部举行第三次线上思享会暨影响力投资分会成立仪式，马蔚华为分会成立揭牌，钢子与李晓波、牛犇、徐志鹏等共33位国际公益学院GPL俱乐部会员加入分会，并分享了他们对推动实践影响力投资的行动、思考和设想。

“还有两天，我们就正式解除隔离了。”钢子说，到那一天，这班岗才算正式结束，在3月7日的朋友圈中，钢子曾这样写道：“善行团的低调只为忠诚于善良的灵魂！于心而动，行善劝善的我们都是行动派，我很荣幸为英雄的武汉站过一班岗！”

（钢子带领由15辆货车9辆保障车组成的车队到达武汉）

“我这是带着他们上战场啊”

马广志：为什么一定亲自去武汉？

钢子：这已经是善行团捐赠给武汉的第四次救援物资了。武汉封城前后，我们就已经为湖北捐赠了20万只口罩、400件防护服及500箱小米等两批医疗和生活物资。

这批物资包括从七八个国家购买的医疗物资和国内五六个省购买的生活物资，量特别大，有300多吨。起初，我们是想捐给当地慈善组织，但他们不接受，甚至说我们是“违法行为”，说进行物资捐赠首先需要跟他们申请，再由他们根据当地需求统一调配。还各种要求，比如，医疗物资是我们从国外募捐来的，却要求我们出具国内的质检报告，对地瓜、苹果等生活物资要求都开具发票，很多物资都是从农民地里直接收购的，哪来的发票？

  他们这种做法和要求可能很规范，但不解决问题啊。物资已经在那里了，需要立即把这批物资运到武汉去，送到那些需要的人手中。最后实在没办法，我说我自己带队去吧。

马广志：如果当地接受了这批捐赠，你也就不会去武汉了。

钢子：肯定不去啊。表面看是我们捐赠了一批物资，但去（武汉）就是添乱，来回要经过沿途各省，回来后还要隔离，如果没被感染还好，一旦被感染，那是多大的责任啊。

马广志：对你去武汉，家人怎么看？

钢子：我爱人反应非常强烈，连问我三次，“咱能不去吗？家里有老有小，你可要想好。”但她明白，我决定了的事儿也劝不了我，

我妈也不同意我去，而且很坚决，我只好表面应付着说“不去不去”。但当那天看到司机来接我时，知道拦不住我。我爸也劝我：“一定要去啊？”我说，“别人去了，如果我不去，我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我必须去。谁家没孩子，谁家没父母。这事儿推不了。”我爸就说了一句话：“那就千万保护好大家。”

第二天早饭我离开家里，看到妈妈卧室门是关着的，爱人说，老人在屋里哭呢。我就没敢跟妈妈告别。

马广志：我注意到，你出发那天还发了朋友圈，说“知道家人不同意也不会阻拦。”

钢子：是的。尤其是我妈，她是个“女强人”，不管是管理家族企业还是在家里，说一不二，我们都很敬畏她。但我家的家风是“家有大义”，只要是对的事儿，是好事儿，父母就不会阻拦，哪怕有生命危险。所以，家人虽然都在劝我，但没人拦我。

后来到武汉后，我妈一打电话，第一句话就是：“啥时候回来啊？”

马广志：现在终于安全回来了。

钢子：但还没完全结束。还有两天才正式解除隔离，活动也才算正式画上句话。让我高兴的是，我们去武汉的所有人核酸检测都呈阴性。

回家后我在楼下隔离，小儿子每天都哭着喊着说，“我爸在楼下，我要见我爸。”甚至跟妈妈谈判，“我只要跟爸爸握个手，可以吗？”他刚上一年级，不理解爸爸明明看着很正常，也能说话走路，却只能从楼上远远的看着打招呼。他想不通：这个世界怎么了？

马广志：说说善行团成员，他们为什么愿意追随你去武汉？

钢子：媒体报道说有42位善行团成员参加了此次“逆行”，是有出入的。实际上是21人参加了此次行动，另外20多人都是我们招募来的卡车司机。他们都值得我们尊敬。

其实，我是舍不得善行团成员去。但当大家知道我去武汉的事儿后，很多人都写来了请战书。老卢（卢俊甫，善行团全国管理委员副会长，海南省网络分会会长）把战袍拍了照片发我，说，“你都不怕死，我怕啥。”麿了我整整两周，我只好答应。我们的工作“战袍”背面印的是“劝善行善”四个字，这是善行团神圣的使命。当时我就感叹：那就让我们做一回勇敢的逆行者吧！因为武汉的兄弟姐妹付出太多！我们需要这样的义无反顾！

  还有，“我冷静地做了自我评估，满足随行条件，一切后果自行负责！”这是宋来生写的， “逆行武汉，用我们的行动加入到全国抗疫大军中。我作为善行团的一员，有责任和义务参加本次重大活动！”这是黄建兵写的，“不论生死，不讲报酬，为武汉人民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是余正华写的。等等。我真的无法拒绝，但也真为我们的成员感到骄傲。

  但是，当大家的车队陆续上路了，我就后悔了。武汉病毒阴霾未散，我这是带着他们上战场，病毒可不长眼啊，万一有成员被感染，这是多大的责任啊。现在想想都后怕。

马广志：从募集物资再到武汉，前后用了多长时间，其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钢子：前后有20多天吧，最难的就是采购。我看到和听到了物资采购的种种怪现状，都能写厚厚一本书了。有原来不会做生意的开始倒卖口罩，还有的以慈善捐赠的名义坑蒙拐骗，还有买口罩需要红头文件，竟然要走私账。我就前后被骗了三次，钱打过去了，但人却不见了，万幸后来都追回来了。

最难的是买不到物资，有多少钱都没用。曹德旺本来想疫情开始就捐钱的，但没用，当地缺的是物资，缺口罩、防护服、消毒液等。有的基金会为什么后来停止募捐了，原因就是募来的钱花不出去，采购不到物资，项目执行不了。

善行团发展7年来，在全世界20多个国家建立了网络分会，这次他们帮了大忙，但也用了很多方法。所以我们能及时地购买到防护物资。

（善行团成员写来的请战书）

“所有人都欠武汉人一个拥抱。”

马广志：到武汉后，你们吃住在哪里？

钢子：帐篷或者车里。临来之前，我们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和战斗准备，此行会很苦很累，要直接在车里吃住，也许一顿热乎饭都吃不上。目的是不给当地政府和群众添乱。之前的汶川地震、九寨沟地震现场我都去过，这点苦也不算什么。

本来计划两天就可以走了，但没想到前后住了一周多时间。帐篷是武汉志愿者给我们送来的，都是当地市民自家的帐篷捐出来的，还给我们送来了热腾腾的饭菜。

有天早晨，一个骑踏板车的人给他们送来了一大箱的早餐。开始我们还以为是哪个成员点的外卖，但当大家反应过来，知道饭店都关门停业了时，才知道他是来帮助我们的。原来是他看到了我们贴在车上的横幅，知道是来援助武汉的，特意做了早餐送来。大家都非常感动，就问他姓名，想跟他合张影，他拒绝了，还说，“你们是来给武汉送物资的，不用知道我的名字，我叫‘武汉人’。”然后就蹬着踏板车走远了。

马广志：武汉人并没有被疫情击垮。

钢子：绝对没有。还有武汉市侨联汪国平，他是文化公益部部长。在得知我要去武汉前，电话里就反复叮嘱我，说什么也不让我去。我告诉他，你们是英雄，武汉是英雄之城，所有人都欠你们一个拥抱。我一定要为武汉做点什么。我这三句话说出来，那边是长时间的沉默。我知道他肯定是哭了。

汪部长这次负责对接我们车队，在武汉见面时，我们之间的距离还有两三米时他就停下了，摇着双手说：“停、停、停！钢子，从这个时刻开始到你离开武汉，你所有接触的人都要保持这个距离。”这就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想到的并不是我带去多少物资。

我做公益也算是身经百战了，但这次捐赠最让我触动的并不是我和善行团做了什么事，而是武汉这座城市、这里的人带给我的温暖。

所以，我一直在讲，“武汉是一座英雄之城”，我们在武汉所到之处，见到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是沮丧的，脸上都写满了坚强。

我们本来是来帮助武汉人民的，结果物资还没出手呢，就被先武汉人帮了一把。他们比我们关心他们还关心我们。但有一点，就是跟他们说话不能“走心”，更不敢细聊，为啥呢，走心的话超过3句，他们眼泪就出来了。

马广志：他们都背付着太大的压力，内心就像有块伤疤，不能轻易触碰。

钢子：是的。大家在一起可以聊公益，聊物资捐赠分配，但不能聊家人，聊朋友。本来大家可能正在笑着聊其他事，突然眼泪就出来了。他们那种内心的痛苦是外人理解不了的。我在武汉时，有个朋友电话问我什么感受，我说“你知道笑着哭是什么感觉吗？”

所以我发朋友圈说，“全中国的人们欠你们一个拥抱。”他们做起事来都很坚强，很利索，但内心其实很脆弱。因为没得选择啊，侨联主席弄个小板凳在几万人的社区门口一坐就是24小时。有的确诊患者不去医院，社区领导都给患者跪下来，你想那种压力有多大。

但他们可不是在单纯的执行一个行政命令，执行一项任务。而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在付出，好让更多的人不被感染，让更多的人好好活着，让更多的人获得帮助。

马广志：总书记在武汉市考察时就说，“武汉是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

钢子：真正的英雄之城！每一个人都是英雄。有记者要采访我，我就讲在武汉见到的这些官员、党员、市民和志愿者，记者让我说说我自己，我就说：“我们没做什么，只是捐赠了一点物资而已，真没什么可说的。”那段时间的确很累很累，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但每天都能收获武汉人民带给我的温暖和感动，他们每个人都很纯粹，都在用生命在工作。

像蔚来车队志愿者、青山区志愿者，还有我爱我家志愿者，都是我见过最好的志愿者，他们始终冲在第一线，能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最关心的不是先保护自己，而想着如何保护我们。我们稍有松懈，就会跑过来提醒我们戴口罩，穿防护服。看到不他们脸上有疲倦，有忧伤，看到的都是坚强。

后来这几个团队的志愿者都加入了善行团，我爱我家志愿队把队旗给我了，我送给他们一面善行团的旗子。这对于善行团的发展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马广志：但是武汉也有很多负面舆情出爆出来，比如“武汉小区造假”、“垃圾车送肉”等事件。

钢子：出现这种事的确让人很气愤和痛心。但是我看到的是，包括侨联主席，省委秘书长戴的都是最普通的医用口罩。“垃圾车送肉”的当事人被撤职，原因之一就是戴了3M口罩，被居民质疑，“你有资格带这个口罩吗？”当时武汉下了死命令，必须要保证医院的医疗防护物资，包括党政干部在内，只有医护人员才能戴3M口罩，除非进入疫情比较严重的医院的人。

善行团前期捐赠了一批口罩给武汉干警，就是因为本来只能戴24小时的一次性口罩，他们却要戴3天，每天晚上用酒精消毒，熨平，第二天再用，但有总比没有强，当时根本没有多余的口罩。

（善行团志愿者即将离开武汉回到各省自我隔离）

“中国公益会进入一个反思期”

马广志：在这次抗疫工作中，有不少声音认为政府的措施限制了社会组织本应发挥的作用。你怎么看？

钢子：这次公共卫生危机不同与地震、洪水等灾害，不是有钱就能执行的。一是有钱也买不到物资，而医院是不缺钱的。公益界很多人很自恋，唯我独尊，不懂得联合，虽然能募到资金，但却买不到物资。再说，本来两毛钱的口罩，现在卖到6元，还敢买吗；二是即使能买到物资，谁来执行是个问题；三，就是敢拼命去执行，是否可以保证不被感染的情况下送到需要的医院和社区去。

这三个很现实的问题，很多社会组织无法破解。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不是限制社会组织发挥作用，而是在为社会组织着想。作为一个公益组织，你可以做些力所能及之事。即使什么也不做，宅在家里不乱动就是不添乱，也是抗疫。

我们是怎么做的？当地侨联派了专人看护我们，要我们保持距离，我也安排人24小时盯着所有人的吃住行。我最担心的不是物资发放问题，谁发多了谁发少了，都是小事。严防被感染。别做不成公益，反而害了别人。有几家组织能做到如此纪律严明，要求明确，绝对务实。

我不想去评判什么，也不想标榜自己。我就讲我在武汉看到的和体会到的，这恰恰可能是所有公益人需要深刻反思的。

马广志：也有人在反思政社关系，说社会组织只能在政府主导的救灾中发挥协助作用而绝非主导作用。

钢子：大灾大难面前，一定要相信国家相信党，党和国家一定有能力解决危机的。可能有人会笑我，但事实最后一定是这样的，现在疫情形势好转，武汉解封待即，你不能不承认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

汶川地震时，很多社会组织与政府争风头，结果大量物资涌进来，结果大量积压，浪费了社会资源和爱心，很多人还站在废墟前摆拍，很无聊。当时善行团是最后一个去的，可能也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待了一年多，包括灾后重建、心理辅导等。

我们这次就想做最低调的逆行者。我接受了《长江日报》采访，是因为我们需要让捐赠者看到我们做了什么，让42个勇士的家人看到我们做了什么。

马广志：在面临大的公共事件时，你认为社会组织怎样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

钢子：在重大灾难面前，社会组织都要把自己排在第二位，把自己的业务先放下，看政府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在不违背政府的要求下，能帮政府做些什么，尽可能补政府的顾及不到的地方，还不能添乱。

我离开武汉时，感觉自己是一个逃兵，心里特别难受。在武汉短短一周，我们连喊口号的心情都没有，什么“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善行团加油”“一元温暖全世界”等等，之前哪次搞活动不喊几声。但这次没有一个人想喊，我们的想法是，我们是心甘情愿来武汉的，这座城市的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需要我们为他们做点什么。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忘了善行团，一切都不重要了。只剩下一种最本能的善，做就对了。

马广志：这次疫情对中国造成的影响深远，你认为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影响是什么？你对中国慈善事业未来的期许是怎样的？

钢子：这次公共卫生危机对慈善事业的影响，不会像汶川地震影响那么大。但它让中国公益进入一个反思期，促进更多的人思考。在面临类似的问题时，到底什么模式者是最有效的。

据了解，此次疫情期间，当地几家大的慈善组织都接受了大量的来自全世界的捐赠资金，但花不掉。因为不是钱的问题，没有物资啊。

对中国慈善事业未来的期许，我可能没资格谈这个问题。但对于善行团的发展，我们有着明确的目标，就是继续坚持自己的网络特性，多用事实积累成绩，提升资源整合能力和项目执行能力，如果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我和善行团还是会一样冲上去。

 （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