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今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提出优化营商环境十分必要。需要大力提升与营商相关的先天的与后天的,自然的与社会的,硬件的与软件的各种设施和条件,打造宜商宜居的好环境,增加投资营商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促成三种人都喜爱的“人文交汇”的新局面。

中国发展网讯原国务院资深参事、全国政协第九、第十届常委任玉岭近日在2019中国国际营商环境高峰论坛上发表了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讲话,他指出,当今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提出优化营商环境十分必要。需要大力提升与营商相关的先天的与后天的,自然的与社会的,硬件的与软件的各种设施和条件,打造宜商宜居的好环境,增加投资营商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促成三种人都喜爱的“人文交汇”的新局面。以下为演讲全文:

会议现场

经济发展需要有“人文交汇”的营商环境来推动

我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由北京国家科委派往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的北海市工作时,那里全市只有一个红绿灯,财政收入仅有6700万。为了从宏观上、总体上、战略上推进北海的发展,我一到北海就提出了“我爱北海”和“大力引进‘三种人’”的发展口号。为什么要提这样的口号?这是因为我在走进北海市之前,曾先后走访了26个国家,美国纽约、英国伦敦、法国巴黎、日本东京都曾给我留下了经济高度发达,市场高度繁荣的印象。经我多次的考察和研究,我认为这里的发达和繁荣与其“人文交汇”的程度甚高有关系。在这些城市里,不论是坐地铁,住饭店,逛商场都会发现不同头发、不同肤色、操不同语言的人常常同时相聚一起,这些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操不同文化、不同风俗、不同习惯的人相互借鉴、碰撞和交流。在我看来,这种现象,不仅表明了这些地方的开放力度有多大,而且这种现象促进了这些地方的创新和发展。因此我认为“人文交汇”的营商环境就是最大的生产力。

我到北海任职时,中国才刚刚开放十年多一点。由北京到北海要坐三天火车到南宁,再由南宁坐8小时汽车才能到北海。为了发展北海,我认为,首先要有“人文交汇”,为了聚人气,我一是提出了“我爱北海”的口号,二是提出了“引进三中人(即戴眼镜的、说普通话的、讲外国语的)”的口号,其目的,就是为了推进“人文交汇”。从“人文交汇”中赢得更大的发展和创新,迎来更大的生产力。后来通过我们的宣传造势迎来了来自中国31个省和世界上近20个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及怀抱有创业大志的投资商。既推动了北海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的大建设,也推动了房地产、渔业加工及制造业和旅游业的大发展。

今天,我们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情况下,提出优化营商环境十分必要。需要大力提升与营商相关的先天的与后天的,自然的与社会的,硬件的与软件的各种设施和条件,打造宜商宜居的好环境,增加投资营商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促成三种人都喜爱的“人文交汇”的新局面。

我国营商环境在总体上已经有很大改善

不像有的人所讲,我国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都是因为营商环境欠佳、营商环境恶化。相反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的营商环境的优势正在展现出巨大的吸引力。据新闻报道今年1—5月份,我国外资企业又新增16460家,外资投入增长6.8%。高科技方面的外资投入增长23.2%,韩、日、英、美、德的投入都有明显增长,其中德国在我国高科技方面的投入增长100.8%,美国在高科技方面的投入增长7.3%。这充分表明,中国的营商环境不是在恶化,而是在改善。

任玉岭在大会上发言

一是中国的法制环境明显改善了。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洞悉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紧密结合时代发展的新问题、新情况,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打老虎、拍苍蝇,整顿四风,全面加强法制建设,不仅提高了立法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而且加强了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排除了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改变了执法腐败和以权代法,执法不公的诸多问题,使整个社会的发展在建设法制中国的大环境中,发生了深层次的变革和历史性的变化,公平正义成了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八项原则之一,形成了法制国家、法制政府、依法治国的新局面。

二是中国的市场需求明显壮大了。十八大三中全会把必须坚持共同富裕作为特色社会主义原则之一提出后,共享发展成了我们的重要发展理念。特别是全面小康、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大大促进了广大百姓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中产阶级快速成长。仅从“恩格尔系数”的大幅下降和旅游人数的快速上升及到国外旅游人数迅增至1亿人这样一些事实,可以看出中国的市场需求已明显壮大。中国经济靠外贸与投入推动为主,已经转向了靠国内市场驱动的时代。中国内需对GDP的贡献率达到65%,再就是随着中国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中国内需不仅是规模将进一步增大,而且对更高档更丰富的产品有了新的消费愿望。

三是中国的交通与物流更加方便了。中国经过70年的建设和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在交通方面不仅海陆空得到全面发展,而且是高速、高铁走在了世界的前面。中国公路和铁路的四纵四横和进一步向六纵六横发展的推进,即大大提升了一二线城市的发展,也使三、四线城市迎来了同发达地区市场与技术对接的机遇。迄今我国有公路469.63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3万公里,铁路有12.4万公里,高铁2. 4万公里,还开通了12.71万公里的内河航运,修起码头泊位30388个,建起民航机场218个,仅桥梁和隧道都分别建起80万多座和8600多洞。由此带起的物流总量2017年已达250万亿元。近年来崛起的快递物流,遍及中国广大城乡,大大方便了各地的投资兴业,营商环境空前改善。

四是中国的劳动力的红利更加丰厚了。面对经济总量增大,用工岗位增多和工人工资的提升,在企业雇工方便确实不像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那样丰富而廉价了。但这不能说是营商环境恶化了。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会经历这样的变化。在中国提高包括所有工人在内的工资水平,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使命。习主席任总书记的第一天就讲到“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要看到,中国的劳动力仍然是丰富的,巨大的人口数量是可以保证我们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的。我们现有52.2万所学校,在校学习人数高达2.6亿人,每年毕业大学生就达800万人左右,每年中等职业学校和高中毕业而不能升学的人数也有800万,如此强大的劳动后备军队伍,不仅可以保证劳动力数量的供给,而且保证了劳动大军质量的明显提升。过去我们的很多产品质量上不去,确有劳动者素质偏低的问题,现在劳动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已由上世纪初的6年左右上升到10.4年,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大国工匠的增多,必然给企业的发展带来更加丰厚的红利。

五是企业发展的能源供给与配套能力更加强大了。经过70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的能源和制造业的能力空前壮大了。我国的能源生产仅火电就达到43958亿千瓦时,位居世界第一。我们的水电、核电、风电和光伏发电,论其总量都走在了世界前列,能够保证经济发展的正常运行。从产业配套能力看,虽然在高科技发展方面存在有材料、芯片等的跟不上发展需要。但中国今天已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我国制造业是美国的1.5倍,是日本的5倍,是日、美、德三国之和,中国有220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如此庞大的制造业门类和规模,其基础、其能力是一定能为很多企业的投资兴业带来配套的便利的。

六是中国的创新土壤更加肥沃了。当今科技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时,科技创新的土壤状况,则成了企业生存与营商的重要选择。中国各个地方,创新的土壤肥沃程度虽然有高有低,但总体看,我们的创新土壤是更加肥沃了。首先从研发的投入看,近几年有了快速增长,我国的研发总投入已达到1.67万亿元,占到GDP的2.1%,我国财政对科技的投入已达4%以上,科技创新的火炬越燃越旺,科技创新的号角越吹越响。说科技创新土壤更加肥沃了,这里还有创新人才的来源更加开放了。中国除了自己培养的大量的博士、硕士走向创新岗位外,现在每年还有近40万留学生回到国内,同时还放宽了对国外人才的引进政策,我们有些单位和企业已经把引进研发人才的视野扩大到全世界。

任玉岭同全国政协副主席白立忱在大会上

优化营商环境必须用好辩证思维坚持气正风清

(一)处理好为商家服务与为百姓服务的关系。

优化投资环境的直接受益者是商家和企业,而间接目的应该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两个目标本来是一致的,但是处理不好,也会出现背离人民利益问题。我们很多地方往往是为了优化营商环境,而优化营商环境,只考虑企业商家利益,而忘了甚至侵犯百姓利益,这样的事件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有发生。为此,我们必须从这一实际出发,用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认识既要优化营商环境即将带给百姓的利益又要处理好商家与百姓的利益诉求和各种利益关系。共产党是执政为民的,把人民的利益放在优化营商环境的首位,要在准确把握各方利益的交汇点和为人民服务的前提下,作出有利于系统和全局的正确抉择,做到不忘初心、坚守使命。

(二)处理好市场作用与政府管理的关系

我们的发展需要市场的推动,更需要政府的监管。为了更好发挥市场的功能,中央早已明确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为了确保这一决定落到实处,国务院近几年取缔了数百种审批规定,激活了市场活力,带动了我们的供给侧改革。但是我们却有些专家和商人不顾这些客观事实的存在,一味地指责政府,把一些企业倒闭和部分农民工回乡都归咎于营商环境不好,归咎于政府干预过多。持这种观点的人,实质上是想取消政府干预,主张无政府主义。对此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坚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证明,“不均衡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必须要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方可防止两极分化”。为此,我们要坚定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与制度的自信,坚持用唯物主义辩证思维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在充分发挥好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前提下,努力搞好政府对市场的监督和管理。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确保共富,确保公平。

(三)处理好路径惯性与巩固反腐成果的关系。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不少地方,立足于创造政绩和打造形象工程,打着优化营商环境的名义,无休止的向被招商的企业进行优惠,不惜无偿的大面积供应土地,甚至要在数百亩土地上盖好大片厂房,把企业引到本地来。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国家政策,损害了百姓利益,而且造成了明显的不公平竞争。更有一些地方为了招商需要,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名,大搞人情关系,大搞跑部钱进,“钱铺路、色搭桥”谋求利益最大化,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出现了国家资产的流失,而且渗透了严重的行贿受贿的腐败行为。今天的营商环境的优化,同样需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既要积极创造条件,出台政策,进行营商环境的优化,又要坚决遏制各种严重危害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的路径惯性,继续巩固反四风及打虎、拍苍蝇的成果,处理好公私、义利、是非、亲情、俭奢、得失的关系,确保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气正风清。

(四)处理好减税降费与确保工人收入的关系。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严重情况下,加大对企业的减税、降费,确保企业行稳致远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我们优化营商环境的时候,也会有企业借机降低工人的工资或拒发工人的各种保险。有的地方政府,只顾企业能够投入,不顾工人的收入和保险,甚至拿工人的福利做交易。对此,我们同样需要用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绝不能为了优化营商环境而置工人的基本利益于不顾。一定要在减税降费和确保工人待遇两方面把握好“度”的概念,长有长度、宽有宽度、深有深度、广有广度、物质有度、精神有度、民主有度、自由有度,优化营商环境也有度,在降税、减费和确保工人收入方面做到尽力而为,合理有度。

(五)优化营商环境要发挥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作用。

在共产党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有优势,过去在被封闭的形势下,搞出两弹一星靠这个,四十年改革开放把我国发展成第一制造业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靠这个,在世界金融危机经济严峻下行形势下,使中国经济保持10%左右的增长仍然靠这个。去年,美国白宫挑起中美贸易战以来,很多人都讲,有的企业关闭了,有的企业外迁了,尽管如此,我们今年1-5月份仍然新设外资企业16460家,外资投入增长6.8%。这充分表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既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又能集中力量克难攻坚。因此,在营商环境的优化中,我们也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一方面要在粤港澳、雄安新区这样具有战略意义的区域建设中集中力量办大事,使这样的新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发挥更大带动作用,另方面,也要在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方面,通过顶层设计,使政策金融、交通物流,领导力量配置及人才支持方面对欠发达地区和欠发达领域搞好布阵,优化其营商环境,促进其快速发展。

近年来,从国家层面推出的一带一路、金融信贷改革、自贸区等的设置,港珠澳大桥的修建,特别是首届进口商博会的举办,不仅从整体上扩大了对外开放力度,也从整体上优化了营商环境。为此,我们只要善于用好、用足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中国的营商环境就一定能进一步得到优化,为经济发展行稳致远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