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慈善到风险慈善，从儿童阅读到视力矫正，他用专业走得更深，用创新走得更远。　　

　　只提供物质支持，还远远不够

　　新浪公益：作为华亨集团主席，陈一心家族慈善基金主席，您见证和传承了家族公益事业的发展。您的祖辈父辈都是怎样投身公益的？

　　陈禹嘉：我的祖父陈兆民一直怀有“商业成功后不要忘记回馈社会”的理念，但是他回馈社会的方式是传统的，就是给家乡启东的慈善事业开支票。我父亲陈一心在上世纪80年代退休后，多次回到启东，那时候的启东还是一个很贫穷的地方，他的做法一方面和当时很多慈善家相似，就是捐钱建学校、建医院，但他有一点跟其他慈善家不同，他每年都会身体力行地多次去启东进行走访调查，推动当地学校和医院做出变革。身体力行这四个字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家族基金会的价值观，就是不仅仅给予金钱上的资助，还要身体力行地去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去解决它。

　　新浪公益：这样的家族慈善文化，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陈禹嘉：家族过去的两代一直致力于回馈社区，从一开始的建设学校和医院到现在，我们回馈社区的方式也在不断发展，这其中，我父亲对慈善事业的坚持给我的影响很大。他不只是慷慨地付出大量金钱，还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积累在慈善事业中的专业知识，确保慈善工作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让受惠对象切实得益，这是在其同侪中难能可贵的品质，而这一点也与我同行至今。在2017年之前，我与一位非家族成员的理事一起担任联席主席，自2017年起，我担任了家族基金会的主席。基金会现在的工作内容主要聚焦在儿童阅读领域，我们也通过多年的学习研究在这一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对于我们家族来说，共同的慈善目标把家族成员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是很幸运的事。未来，我们希望为下一代树立榜样，让他们了解到“所得越多，责任越重”的道理，鼓励他们积极参与慈善活动。

　　失败不重要，彼此了解和信任更重要

　　新浪公益：基金会对项目和合作伙伴的选择标准是？

　　陈禹嘉：我们会要求他们先提供计划书，基金会执行团队会首先看对方是否符合基金会资助的理念和要求。如果符合，基金会将邀请机构填写项目申请书，申请书中需要详细阐述项目的设计、管理方案，以及资助结束后如何延续项目影响的计划等，概括来说，就是项目的有效性（Program Effectiveness）， 资源管理 （Recourse Management）， 以及机构的领导和治理 （Effective governance and leadership）。 基金会执行团队不仅要在项目层面与机构进行交流，同时也需要了解机构内部的管理运作。如果有机会，在项目审批前，执行团队还会去机构项目点，考察机构运作项目的情况。另外，我们也会要求机构填写之前的资助方联系方式，以便我们能够了解其他资助方对机构的看法和评价。

　　新浪公益：通过考核之后呢？ 后续对合作机构的跟进评估是什么？

　　陈禹嘉：如果最后都通过，我们会决定提供资助，但是第一笔拨款通常不会太大，目的是要观察我们双方的互动是否透明，用款的目的是否跟之前宣称的一致。如果项目执行顺利，我们会更有信心，但有时候项目执行也会失败，只要很透明地与我们沟通，说明失败的原因，只要机构的用款目的没有问题，我们是能够接受和理解的，这不会影响双方的后续合作。但如果后续用款的目的存在问题，资金被挪作它用，也没有畅通透明地沟通，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我认为项目的成功不分你我，因为既然决定了合作，成功和失败都是需要共同分享和承担的，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双方的沟通和信任。

　　新浪公益：理事会成员是如何参与项目评估的？

　　陈禹嘉：理事会共有7名成员，包括3名任命的家族成员及4名独立成员。非家族成员在公益慈善或教育领域都有丰富的经验，这样能为基金会的发展提供专业的、不同的思考视角。在项目审核过程中，每个项目申请书至少需要3名理事审阅，他们的意见将反馈给执行团队。所有的家族成员理事与非家族成员理事都需要共同遵循基金会治理指导手册的规定。基金会的决策遵循集体决议原则，每名理事都只有一票投票权，且投票独立。当申请的资助项目与理事会成员有联系，该名理事可以参与项目审批讨论，但不能参与投票。

　　风险慈善：做第一个喝石头汤的人

　　新浪公益：2012年，基金会与合肥8所学校共同发起成立“石头汤悦读（Stone soup）校园联盟”，共同倡议建立“图书馆中的学校”。为什么要叫石头汤？

　　陈禹嘉：石头汤的名字来源于一个故事。曾经有三个和尚去村里化缘，最开始他们总被村民拒绝，后来他们想出一个方法，煮了一锅水，水里放了石头。村民们很好奇地来看，这三个和尚就邀请大家喝石头汤，还鼓励大家把自己的食物拿来一起煮，大家一起分享石头汤。我们阅读项目的校长觉得这个故事很好，与我们想要培养的阅读文化很匹配，就取了这个名字。

　　截至2018年2月，石头汤悦读联盟已经有26所学校，覆盖近5万名学生、3000名教师，还有900名家长参与图书馆志愿者工作。26所小学里面，每一个小学生每天都会花15到30分钟的时间在教室里阅读他们自由选择的书，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阅读时间；每周还有一节阅读课，全班共同讨论所阅读的书籍；另外每周会有两次，全班同学一起到图书馆拓宽阅读领域，这就是石头汤悦读联盟想要推广的儿童阅读文化。

　　新浪公益：家族基金会为什么会选择教育作为重点支持领域？

　　陈禹嘉：其实这个过程挺有意思的。就全球来看，教育可能都是相对其它议题最被关注的领域，在中国应该也是如此。我们在开始建立基金会时其实还没有掌握足够的信息，或者说我们没有足够的认知去选定某个特定的支持议题，所以最开始还是把重点放在故乡启东进行资助，也尝试做了些教育相关的项目。有一次我们去访问启东的一所学校，我突然提出想去看学校图书馆，校方就把我带到建筑顶层的一个锁着的教室里，打开一看就知道这个所谓的图书室完全是摆设，有一半书架都是空的，仅有的书也跟儿童阅读没有关系，只是面向老师的一些培训手册。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我就联系了启东教师退休协会，联合老师、父母和孩子们共同根据学生阅读兴趣采购书籍，开启了图书馆项目。当时我们发现效果确实非常好，我看到孩子们迫不及待地等在图书馆的外面，他们甚至还列出了自己想要阅读的书籍清单，让我们明白了这是很好的项目机会。

　　新浪公益： 孩子们有了阅读的兴趣，也会反向激励学校建设更好的图书馆。

　　陈禹嘉：很有意思的是，在当地，每一年教育局都会对学校做审计，其中有一个衡量标准，就是要求每个孩子在学校图书馆都能有至少十本书。以往他们只是要求学校在图书数量上满足标准，但现在他们做审计时发现这些书都是孩子们感兴趣的，也推动他们改变了审计要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转变，也就是在那一刻，我认识到之前的状态通过我们家族基金会的努力是可以改善的，从那开始，我们就把重点放在儿童阅读领域，到现在也有十五六年的时间了。

拿到自己喜欢读的书，孩子们手不释卷，有的孩子甚至列出了自己未来的阅读清单

　　新浪公益：培养学生阅读的习惯，除了学校老师的引导，家长的引导和影响也非常重要。

　　陈禹嘉：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们的做法就是不仅仅让学生、老师参与进来，还鼓励父母参与其中，让他们了解到亲子阅读在小孩的阅读习惯养成中有多重要。项目进行到现在，我们基金会还在做相关研究总结，研究石头汤悦读联盟的模式对教学大纲的修改、对孩子的学习和成长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看到显示的结果是非常好的，家长和老师都发现这样的阅读氛围和文化形成之后，老师的教学效果会更好，孩子学习起来也会更轻松快乐，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孩子们还学会了如何能够更好地表达和管理自己的情绪，这对他们的成长来说无疑是非常有助益的。

　　新浪公益：图书馆的硬件建设并不是你们的重点，这和我们常见的阅读类公益项目很不同。

　　陈禹嘉：我们的重点不在于购买书籍，我们更重视的是分享知识、理念和经验。石头汤悦读校园联盟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基金会在儿童阅读和学校图书馆领域邀请了国内外优秀的专家担任顾问，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它巩固了基金会在阅读和图书馆建设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定位，让我们积累了很多可与同侪分享的信念和经验。比如合肥市有一所望湖小学，是石头汤悦读校园联盟的成员之一，就曾得到过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和中国文化部授予的2015年最美校园书屋奖和中国图书馆学会颁发的2015年全国最美基层图书馆奖。其实他们学校无论是图书馆建设还是书籍购买，都不是我们资助的，但是通过我们的帮助，让他们学校习得了建一个好的图书馆的核心要素，他们确实也据此建成了一个很棒的图书馆。

陈禹嘉认为，石头汤悦读联盟的核心不在于硬件建设，而在于模式的打造和经验的分享

　　新浪公益：很多教育公益项目的本地化执行都是非常难的，石头汤悦读校园联盟目前有26所当地小学参与，具体是如何达成合作的？

　　陈禹嘉：项目开始前有一个契机，当时我们在香港举行了一个关于图书馆和儿童早期读写教育的大会，合肥屯溪路小学的陈雪梅校长来参加，会后她找到我说对我们探讨的议题非常感兴趣，觉得我们的做法跟别人不一样，她也愿意加入进来，在当地学校开展这样的尝试。后来我们就资助了这所学校，在陈校长的支持下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效果非常好。我们很注重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的构建，因为我们不属于本地的系统，作为外来的力量，我们在当地的项目实施效果如何，离不开当地校长和老师们的努力，是他们将我们项目的概念和思维模式真正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中。前面说到的每天让孩子们保证15到30分钟的阅读，必须要有这个信念才能做到，因为国家的教学大纲是非常严格的，这个不是我们能做到的改变，只有本地的校长和老师们才能做到。

　　新浪公益：要改变一个地方的教育体制是很困难的事情，很少有人愿意第一个承担风险。

　　陈禹嘉：这个尝试确实是存在风险的，一开始，当地的学校和机构没有尝试风险的预算，所以我们做的就是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资金和资源，建立一个项目范本。以我们的教师图书馆管理培训为例，我们外请了培训师团队，第一次培训是由我们付费的，但当他们看到了第一次效果之后，第二次培训我们只支付了很少一部分费用，90%的费用都来自当地教育局的预算，可以看出前期风险投资的效果。现在我们在合肥有两个员工专门跟学校进行日常的联系，了解他们有哪些创新的想法，如果有哪些好方案缺少启动资金和其它资源支持的，我们都愿意提供帮助，而一旦这个尝试取得了成功，当地教育局在有预算的情况下，也愿意去据此做出相应的改变。总的来说，我们做的就是前期帮助他们承担风险，给他们提供风险投资的支持。

　　新浪公益：风险投资？

　　陈禹嘉：没错，我们看全球的实践，要解决一个社会议题，往往万事开头难，很多人一开始缺少创新或者承担风险的资金和资源，如果是企业基金会和其它基金会，他们的思维模式更多是要避免风险，而不是承担风险，而家族基金会则不一样，资金不是政府的也不是公司的，所以我们更愿意冒险，更能试错，也能够承担起风险。如果项目后期成功了，我们也愿意去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实现这个事业的规模化。这也是为什么我要鼓励高净值财富的人通过公益更好地利用他们的资源的原因。当然，做这件事情，首先你要感兴趣，愿意花时间，另外需要对这个领域有深度的专业知识。

　　让更多人看见

　　新浪公益： 除了在基金会支持儿童阅读项目，您还是可变度数镜片技术公司Adlens的联合创办人，创新项目Vision For A Nation的发起者，全球运动“看见” （Clearly）的发起者，《看见——让已有七百年历史的发明从今改变世界》一书的作者。您为什么会特别关注到视力领域？

　　陈禹嘉：戴上眼镜后，人们才会知道自己到底都错过了什么。在推动儿童阅读项目时，我们已经发现视力问题对孩子们的影响。据统计，当今全球大约有25亿人口有视力低下的问题，但是很多人没有办法获得一副矫正视力的眼镜。眼镜700年前就被发明创造出来，现在全世界竟然还有这么多人没有办法使用，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随着创新技术的发展，我们在历史上第一次能够真正有可能让全球所有视力不良的人都享受到视力矫正的产品和服务，过去13年间，我们也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发起了一个全球型的项目叫做“看见”，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建立起大家对视力问题的重视，让全球范围的政府和决策者换一个维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新浪公益：换一个怎样的维度？

　　陈禹嘉：在传统思维模式中，大家会把视力问题简单地看作健康问题，这样它在健康问题领域就会面临一个重要性的优先排序，排到最优先位置的当然都是最紧迫的、对人类有死亡威胁的疾病和营养不良问题，而视力问题就被想当然地排在后面。但当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视力问题对教育、生产力和性别平等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三方面都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息息相关，试想，如果有25亿人得不到视力矫正，那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也是必然不能实现的，视力问题不应该被人类社会忽视，我们希望从这个维度来引起决策者的关注。

　　陈禹嘉在15岁考驾照时才知道自己有视力问题。在全球，视力不良但无法获得相关视力服务的人口是25亿，如何让视力产品和服务更加普遍化，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新浪公益：在做公益倡导的同时，有什么样具体的解决方案？

　　陈禹嘉：2010年，我们以“让全世界存在视力问题的人都能及时得到视力检测和保健服务，并购买能承担得起的眼镜”为目标，成立了Vision For A Nation（VFAN），并首先在卢旺达建立全国性项目，引进视力评估体系，提供针对护士的短期视力检测培训，向国家健康机构提供低于成本价的可变焦眼镜。要提高视力矫正服务的普遍性，需要明确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诊断，首先要诊断你当前的视力存在什么问题；第二，矫正产品的流通，因为在某些地区流通成本很高，我们也需要考虑到这个因素；第三，资金，如果需要实现在一个地区普及相关服务，我们需要怎样的资源支持；第四，需求，首先需要让人们认识到自己有视力问题，其次要了解到视力矫正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和认知，不了解视力矫正对你的生活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你是不会重视视力矫正的。

　　新浪公益： 在有些地方，可能除了经济原因，当地文化和风俗也会让他们不重视视力问题。

　　陈禹嘉：是的。说到文化因素，比如在印度，如果有一个女孩在医院里被诊断出需要戴眼镜，通常她的家长也不会给她配一副眼镜，因为在他们的文化里认为女孩子戴眼镜不好看，容易嫁不出去。与之相反的是，在日本没有视力问题的女孩有的也会戴眼镜，因为她们觉得那样看上去很时尚。在中国我们也了解到，部分女性在找工作时，哪怕有近视眼或者其它视力问题，她也不会戴眼镜，因为她认为这会降低应聘成功的几率，如果其他的竞争者没有视力问题，她就会处于劣势。在中国其它地方甚至还有这样的认知，认为孩子不能很早就佩戴眼镜，越戴眼镜视力问题就会越恶化，但我们知道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所以我们也会通过公众倡导运动来让大家改变类似这种的传统认知。

　　新浪公益：除了文化因素的影响，技术的进步又是怎样推动项目实践的？

　　陈禹嘉：2004年，我结识了牛津大学原子物理学与激光专业的约舒华·席尔瓦（Josh Silver）教授，他发明的可变焦镜片可以供眼镜使用者手动调节，我们意识到了这种眼镜的巨大潜力，就基于社会创新价值共同创立了商业公司Adlens，来推广这种镜片。这种镜片大大降低了流通成本，因为偏远地区运输昂贵又复杂，而我们出货和运输都只需一副眼镜。除此之外，我还了解到有一款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借助这款应用程序，手机上夹一个摄像头就能够拍摄视网膜进行视力诊断，这将大大降低诊断的复杂性，提升诊断时效。在Vision For A Nation（VFAN）开始卢旺达项目之前，我们被告知因为人手不够，无法实现全国每个人的视力筛查。但当我看到这个手机APP时，我觉得这将有可能改变世界。有了这个APP，可能只需要1个小时培训，学校老师、企业员工就可以做视力检测，这就是技术创新的力量。

　　Vision For A Nation（VFAN）首先在卢旺达建立全国性项目。2012年，卢旺达国民当中只有25%能够得到当地的视力服务。如今，当地每一名居民都能享受到他们可以负担的视力服务。

　　结语：陈禹嘉先生认为，“一个家族真正的遗产是对于慈善的价值观和在慈善事业中的实践，这些更能够定义其在社会上发挥的作用与扮演的角色。”相比于近些年来不断快速发展的企业基金会，家族基金会对项目风险的包容性和在创新公益领域的积极态度引人注目。比尔·盖茨曾将这一优势概括为风险慈善，盖茨夫妇创建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也在药物研发、公共卫生、清洁能源等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而陈一心家族慈善基金也在“善三代”陈禹嘉先生的引导下，在儿童教育领域迈出了专业而坚实的步伐，陈先生个人也在视力健康领域不断探索，找寻能够撬动世界的创新解决方案。希望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家族基金会和企业家能够担负起社会价值投资的重任，推动全球公益事业的创新发展，成为公益创新的先行者和引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