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公益慈善论坛”上，中国公益组织“走出去”

开展公益慈善项目、造福更多国家和人民的举动，得到了众多与会嘉宾的赞赏与认同。作为我国公益组织“走出去”的先行者之一，中国扶贫基金会已经在16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实施了紧急救援、能力建设、小学生营养餐和母婴医院等项目，积累了丰富的国际扶贫援助经验，同时也为中国民间外交提供了参考模式。

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王行最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整合政府、企业和公益机构三方力量——

让公益组织“走出去”更加坚实有力

记者：“一带一路”倡议使得我国公益组织“走出去”成为大势所趋。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对外援助起步较早，当时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王行最：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不仅企业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对公益组织来说也是一个机遇，更是新时期中国践行“负责任大国”外交战略的客观需求。

饥饿、辍学、母婴健康、喝不到干净的饮用水……尽管已进入到21世纪，但地球上各种各样的问题依然形势严峻。2015年9月，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其中提到的消除贫困、实现“零饥饿”，这恰好也正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宗旨。

从公益机构本身来说，未来在国内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这也促使我们走出国门，拓展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我们也得到了相关企业的召唤。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需要与东道国实现双赢，除了投资本身，还需要一些公益项目来带动当地社会发展、惠及百姓生活。

面对一些企业缺乏公益经验、难以融入当地社区且找不准渠道和方法，中国公益慈善组织可在其中进行协助，利用专业性的优势在受援国开展公益慈善项目、提供志愿服务，于民心相通中传递中国的正面形象，同时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铺路架桥。

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境外开展公益活动起步于2005年，主要有三种动因。一是因灾难救援进入；二是在当地有足够的资金和资源支持；三是战略性进入，也就是说当地没有发生灾难、也没资源供给，但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对扶贫基金会、对中国的公益组织来说非常重要，就会开启相关调研，后期跟着进行资源导入。

记者：目前中国公益组织“走出去”方兴未艾，但12年前扶贫基金会开始这一步时几乎毫无经验可循，你们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王行最：当时我们有意愿、有能力，但缺少经验，在慢慢摸索中让公益援助走出国门。可以说，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国际化迈了“三大步”：

第一个阶段从2005年开始，当时正值印度洋海啸发生后。中国扶贫基金会与国际公益组织合作，对发生自然灾害的地区进行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基本上没有走出国门，属于“不出国门的国际化”。

第二个阶段是“出差式的国际化”，从2009年开始，正式明确了国际化发展战略，成立了国际发展部，有专门的团队从事对外援助工作，但并非长期在受援国驻扎，而是以出差的方式跟进项目进展。

后来我们发现不出去没有影响力，去了又回来了影响力也不大。于是参照国际经验，设立海外办公室，由此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自2015年起，中国扶贫基金会先后注册了缅甸和尼泊尔两个海外办公室。12年来，我们先后在16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过项目，现在在苏丹、埃塞尔比亚、尼泊尔、缅甸这4个地方有长期的项目落地，也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在那里。

记者：在长期开展海外援助的过程中，有哪些公益项目和援助经验可以和其他公益组织分享？

王行最：于2011年竣工的苏丹阿布欧舍友谊医院，算得上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实践国际援助发展理念的典型示范项目。该项目历时3年落成，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资助，中国扶贫基金会和苏丹合作伙伴比尔特瓦苏慈善组织合作援建。

作为第一家进入苏丹的中国公益组织，中国扶贫基金会介入了从选址、项目设计、采购、组装组建、海运清关到竣工的整个过程，并在医院运营过程中对当地医护人员进行能力建设培训、构建社区母婴保健网络并派遣医生志愿者。

当时，我们得到了中国驻苏丹大使馆的全力支持，选择阿布欧舍医院作为援建医院的重要原因，也是因为阿布欧舍医院是中国援苏医疗队的医疗点，援建医院有效改善了中国援苏医疗队的工作环境；援苏医疗队的进入也有效缓解了当地专业医护力量的不足。

阿布欧舍友谊医院自正式启用以来，每年的就诊人数持续稳定增长，带动了当地妇幼保健水平的提升，一批批中国医疗队凭借精湛的医术赢得了当地民众的信任、相互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同时，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作为援建资金的主要提供方，也依托这一海外公益项目实现了企业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扶贫基金会一直与苏丹比尔特瓦苏慈善组织合作，在医院援建过程以及后续管理中，避免了陷入在异国他乡“单打独斗”的困境以及援建项目缺少运营而成为“空壳”的尴尬，同时为国内民间组织走向国际、寻找项目机遇、进行项目设计并实现项目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提供了借鉴。

阿布欧舍友谊医院项目，中国扶贫基金会整合了政府、企业和公益机构三方力量，让“走出去”的每一步都更加坚实有力，也这证明了政府、企业和公益机构三位一体合作援外模式的有效性。

此外，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中国公益组织“走出去”，首先国内的公益组织要有横向合作，同样和受援国社会组织之间也需要协同合作，公益组织协同配合能够取长补短、加以完善，突显综合优势，提升执行效率，避免在实施过程中走弯路。

记者：由于体制、文化、风土人情等差异，中国民间组织“走出去”的过程中难免“水土不服”，可能面临哪些困难？

王行最：主要还是在时间周期上需要有心理准备。在建阿布欧舍医院时，我们从中国采购了物资送到苏丹港。囿于当地的各种规定，花了3个月时间才把清关的一套手续办好，所以这个项目拖得时间比较长，这种挑战也是巨大的。

2014年6月，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展“胞波助学金缅甸需求及项目设计调研”，了解到当地在援助高等教育方面的巨大需求后，在此基础上设计了“胞波大学生助学金项目”。好事多磨，历时近1年时间我们才在缅甸内政部的批准下正式完成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注册工作，中国扶贫基金会首家海外办公室正式在缅甸成立。

这些年，我们在世界多地启动对外援助的过程中，都有相类似的体会，公益组织援外，在时间周期上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记者：您对中国公益组织走出国门参与海外援助的未来有哪些想法和期许？

王行最：发挥公益组织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中的积极作用，“走出去”绝非一路坦途。首先，要有“走出去”的意愿和能力以及协同合作的理念，同时还面对战略规划、人才储备等问题。

鼓励公益组织“走出去”，参与国家的公共外交、援外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有人研究，希望能建立一套民间公益组织参与国际援助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既严格管理又便于实际操作。

可以说，公益组织“走出去”实际上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政府、企业、公益组织、学界、媒体共同携手，创造一种比较良好的舆论氛围和宣传氛围，同时也需要一些政策上的突破和资金、人才等资源供给。

我认为中国国际新形象的树立、国际社会责任的履行，离不开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的共同努力，并且需要这些主体重新定位自身扮演的角色，探索有效的方式展开积极的行动。我们的外交模式，可以探索从纯粹的政府外交，向政府主导+民间组织补充的立体外交转变。对海外中资企业而言，更可以积极委托民间公益组织参与开展国际公益援助。

我国公益组织“走出去”，自身也需要在项目管理、财务管理、人才能力建设等方面做好足够的准备，才能担负好承接政府委托、海外中资企业委托，积极参与国际援助及服务的重任，在国际舞台上进一步树立中国的正面形象、输出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