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层决策负责制，资历关系靠边站

　　《公益时报》：作为一家成立28年的老牌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内部治理及项目管理这两方面有何独特的经验可以分享？

　　段应碧：在我看来，首先是我们基金会内部的管理体制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叫“分层决策、分层负责”。我从来不会告诉大家说“这个事你该怎么干”，该怎么干你自己去想办法，遇到困难和问题自己去克服和解决。筹不来资、项目不能正常运转那就走人吧！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摊工作要负责，要想办法干好。

　　我们每年理事会都有会长会议，哪些事情是要在会长会议上商讨通过的、哪些事情最后是要由执行会长和秘书长去执行和落实的，每项都分工明确、责任到位，下面的员工严格照章执行，内部机制就会很顺畅地运行下去，不会出现程序上的混乱。

　　第二就是泾渭分明的内部管理制度。比如说我们要买个圆珠笔，你说买就马上买了？那不是的。我们设有“采购官”这个岗位，这个采购官他并不管采购内容，他要做的事情是监督你这个采购流程是否合规，从源头上杜绝违规违纪行为。

　　我们还有自己的财务审计、项目审计，在项目运作过程中从始到终地进行自查自纠，保证项目的透明健康、正常运转。我们还有风险防范机制，每隔一段时间，梳理出项目中的风险点，提前启动预警机制，将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

　　公益组织可不能出事，一个人出事，会使得整个组织都遭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使得公信力受到巨大损害。你看一个“郭美美”，给公益行业带来多大的影响？

　　公益组织要搞好，除了内部机制和管理制度，我觉得还有一个关键因素——人。自从我开始在扶贫基金会这样的公益组织工作，越来越觉得，公益慈善不是谁都可以做的，它需要专业的人才来做，还需要有专业的管理和专业的激励机制。所以我们扶贫基金会内部，除了会长、副会长这几个主要领导，其他岗位都是从社会上招聘的人才，包括我们的秘书长。

　　一般的机关单位，有些人在某个岗位上呆了多年，有了老资历，领导就会考虑说“这个人的职位是不是该动一动、提拔一下了。”我们这边不是这样，提拔谁、不提拔谁我们说了不算，它是有一整套的规章管理制度的。

　　我们的秘书长，都必须经过从副秘书长到常务副秘书长再到秘书长这个历练过程，现在我们还加了一个见习秘书长，那就是更基础的工作锤炼，可以说要求更高了。我们员工的升迁主要是看工作能力和对团队的贡献，而不是靠谁的人情关系，这个在我们这里没有用，因为它不符合程序。

　　我们的每一个员工，到年底的时候他就很清楚自己该拿多少薪酬，根本不用算，因为所有的考核指标都是公开透明的。正因此，大家都有那么一股劲儿。我们从来不要求加班，但一旦工作需要顶上劲儿的时候你就看——个个都在那不吭不哈、没有怨言地加班，都在很自觉地为干好本职工作而努力着。

　　小额信贷是农村普惠金融的可行之路

　　《公益时报》：近年来，您多次在公开场合为农村小额信贷项目站台宣传，呼吁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更大范围普及推广该项目，以惠及更多贫困地区的农民。您对该项目支持的认知基础源自何处？

　　段应碧：从我国的银行全面商业化以后，农民贷款问题就已成为一个难题，我搞农村工作多年，深知这会对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民带来多大的麻烦和困扰。但是该怎么解决，过去我并没有找到答案，因为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为什么说贫困的低收入农户贷款难呢？它主要是风险大，因为这些贫困农民没有资产、没有抵押，更不可能有什么“财务报表”这样的东西。再就是小额信贷的成本高，一般来说贫困农户的贷款额度都不会很高，也就是千八百块钱、再多也就是万把块钱。银行放贷给那些大户，成本不变，而且贷款户还会主动求上门来。可是给农户放贷还得挨家挨户去了解情况、去上门办理，那成本不就高了吗？这种状况下，你说银行不要那么“嫌贫爱富”那是不可能的，银行它就是要赚钱要有利润的。

　　90年代中期，我曾经去孟加拉考察非常有名的“乡村银行”项目，这个创始人名叫“尤努斯”。在考察的路上，当时送我们的司机就说，“这个机构很有钱，因为他们放高利贷，利率在20%-30%。”我一听，这算是什么扶贫啊！当时在我的脑瓜里，和现在很多干部的认识是一样的，那就是说既然是“扶贫贷款”，你肯定就是要无息贷款才行，怎么还收人家利息呢？可你也要反过来想，做这种贷款它本身成本就高，利息要再不高一点，它怎么正常运行呢？因为当时我的这种成见，使得我一度对小额信贷抱有偏见，也不愿意过多关注。

　　到了2006年，尤努斯因为“乡村银行”的项目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让我感到很吃惊——它那么个项目竟然能得个“诺贝尔和平奖？”我心里就开始认真琢磨此事了，这里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决定好好地搞清楚。我找来大量的资料和书籍深入研究，直到那时我才发现，我原来的认识是不对头的，其实现在很多人和我过去一样，都是不了解小额信贷，就只认为它属于高利贷，那就会抵触。

　　现在来看，小额信贷真的属于一种发明创造，它解决了银行“嫌贫爱富”的问题，解决了普惠的问题，解决了低收入和贫困农户的贷款问题，我觉得这真的是一条现实可行的路子。所以，我并不是站在支持扶贫基金会、支持“中和农信”这个公司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而是要探索关于低收入和贫困农户贷款难的出路何在的问题。

　　《公益时报》：作为中和农信小额信贷公司的前身，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业务持续搞了21年之久，而中和农信的小贷项目落地也近10年，这期间确实让许多贫困农民实实在在地受益。但目前一方面是农民强烈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是项目在具体执行中不断遇到的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摩擦与掣肘，这个问题如何能够尽快梳理清楚，以便项目全面落地开花？

　　段应碧：如果说我在离任前还有什么遗憾，那我最大的遗憾就是这个问题。这些年来我到处讲，也没有能够说服人，但我一点都不怪他们。其实一直以来，我就是想踏踏实实做出个正面的样子，趟出条路子，探索出一套科学可行的管理办法来，以后如果政府能够在此基础上，出资来办这么一个总公司，那我们下面的管理模式都是现成的，就不需要再大动干戈或者另起炉灶、消耗资源，就可以很好地把这套模式搞起来。

　　目前大家对小额信贷的理解还很不够，他们老是怕会因此造成金融风险，正因为对小额信贷的运作模式不了解，那就自然不能够真正理解，也就更谈不上支持。现在我们还没有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注册这个项目，目前已经在个别省份站住脚跟了，那也不错。

　　其实我觉得非存款类的金融机构，不必如此防范，可以尝试逐渐部分放开。现在我们的有些专家学者研究小贷公司，就是简单地将其理解成“贷款额度小”的公司，把概念定义的有些片面化绝对化。其实“小额信贷”本质的意义是为低收入和贫困农民群体这样的特定对象来服务的，它不是以营利为目的，而是很大程度上凸显着社会公益属性。

　　我希望小额信贷项目将来能够真正被政府和业界认知，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在保证基本生存稳定的前提下，再说未来发展。

　　社会企业应具备两个标准

　　《公益时报》：您觉得中国慈善公益事业是否也需要与商业经济融合并行？或者，二者应始终泾渭分明，各走各路？前段时间，徐永光与康晓光的“两光之争”您怎么看？

　　段应碧：“商业和公益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个问题我说不好，但从现实工作中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慈善公益必须讲究可持续性，如果完全靠社会募捐，它会有问题。比如今天这个老板赚了点钱，他捐一点；明年他不赚钱他就不捐了，那你这个项目还做不做？公益机构还是要有自我造血能力，以维持机构本身的正常运转。

　　“两光之争”，我知道这个事。首先我觉得要弄明白什么叫做“社会企业”？如果你说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就叫做社会企业，那这个定位就太宽泛了，帽子太大了。最好它应该具备两个标准，一个是它要解决社会问题，再一个它要有收益，而这个收益又是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

　　如果它的收益不是用来解决社会问题，而是拿去投资和股份分红，那就很难说了，那就走偏了。比如我们的中和农信小额信贷，既然合同上已经注明不分红，那么跟我们合作的那些公司那些股东他们就不要想分红的事。再一个，虽然中和农信的利润很低，只有1%~2%，但我们基金会从来没有从这里面拿过一分钱，这些钱是完全用在小额信贷项目的运行里面去的，不可能另作他用。

　　“公益记录”应融入个人履历

　　《公益时报》：如何看待中国未来公益之路？

　　段应碧：从国家和政府的层面来看，我觉得咱们的公民现在没有“公益记录”挺遗憾的。你看国外有些发达国家，人家上大学也好、工作也好，都需要有个“公益记录”，这是他们考核一个人综合素质和道德修养的重要依据。

　　我们基金会这几年陆续也有一些国外的留学生来做志愿者，他们啥都不要，就是要“公益记录”那张纸，证明自己曾经在这里工作过，为社会公益做出过贡献。

　　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公益记录”比较好，但我们国家的人事档案或者个人履历中，从来都不在意这个，这是个缺失。我们的公民如果从小就有一个公益记录，在见证个人慈善公益轨迹的同时，也能够更好地凝聚人心，向善扬善。

　　再就是个人搞公益捐赠可减免所得税的问题，这也是一些发达国家现在实施得比较好的办法。我们国家现在也没有这方面的政策。如果这两个办法都能够在今后逐渐地建立起来，对于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可谓好处良多啊。

　　我们的国家日益地繁荣昌盛，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但如何更好地激发大家的慈善公益之心，这需要方法，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不断在这方面去想办法突破、去尝试公益创新。只有这样，未来中国的公益之路才会越来越宽广，公益的格局才会越来越大，才能真正体现“人人可公益，人人都公益”的美好社会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