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先锋人物访谈］——是由湘西青年联合会策划的访谈类特别项目，目的是通过青年的触角与视角，为读者与优秀湘籍人士之间开一扇窗，架一座桥，以期读者能更加鲜活立体地感知这个群体，同时也希望能为读者提供点价值。也许，这个项目还能再发生点什么，比如面对面座谈？比如一对一指导？我们同样欢迎你也能发散思维向我们提出建议。如果你觉得我们想法靠谱，或是，你发现与你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他（她）的故事打动了你，那么，给我们一点掌声吧（转发就更好啦），我们希望能一直带给你惊喜。

    访谈第二期

    张 宗 银 说 ——

    60岁到75岁之间是人一生幸福指数最高的阶段，时间上可以自由支配，生活状态更从容，心态也趋于平和，有了更多时间去追求自己的爱好：游泳、书法、高尔夫球、民族音乐和古典音乐。虽已古来稀，可我不是守旧派，愿意像你们年轻人那样去享受现代文明生活，我也有微信；每两年去定居德国的女儿那生活几个月，感受一下欧洲小镇的生活。现在幸福感很强。

    我一直最崇拜两种人：一种是科学家，自己一辈子咬文嚼字，崇拜他们能发明创造；另一种是会多种外语的人，自己上了年纪，语言能力不行了，我想学德语，去德国很多次，一句都没学会，女儿笑我说“爸，你英语都没学好，还学德语，先学好英语再说吧”。

    你们问我“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哪一个更适合自己，我觉得“报人”更贴切，我也更喜欢。我在部队服役41年，其中在解放军报就有32年，把一生最宝贵的黄金年华都贡献给了军报，对报纸工作有深厚的感情，当好报人需要政治家的头脑、军事家的素养、文学家的功底、社会活动家的风采，是军报塑造了我，成就了我。

    中国人落叶归根、衣锦还乡的观念根深蒂固，虽然在湘西龙山只生活了十九年，但是那里的山山水水早已镌刻于心，陈酿为一份断不了的家乡情。年纪越大，儿时的记忆反倒越清晰，越炽烈。往事的生活片段像电影镜头一样，触手可及。

     记    

    张老在扎根京城的湖南人圈子里有很多粉丝，这不光因为他身居高位，经历丰富，还因为他思维开阔活跃，有着与当下这个时代相映的气质，讲话时神采飞扬，听者很容易受他感染。

    他出身于抗日战争末期湘西龙山的正南村，19岁（1963年）参军入伍，当过战士、通讯员、班长、集训队区队长和团、师、军新闻干事，1971年作为47军新闻干事的张宗银因一篇刊登在《解放军报》头版头条上的文章得以跨入军报，而那一年他刚27岁。从普通编辑到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再到总编辑，直至96年晋升成为全军1000多个有着将军军衔的军人，三十多年军报工作几乎填满了张宗银的半个人生，也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

    身居高位的他，回望征程，他从未因此自喜。常自慎思，感于薄履高位，反而多了一些孤独。退休解放了他，广泛的兴趣爱好，丰富的社会活动，为家乡公益、青年成长牵线搭桥，他还像那个从大山里出来的龙山小伙，『家乡的情节断不了，湘西的山山水水忘不了。退休后最想做的事，一个是为家乡公益建设尽份力，我体会过山里孩子的命运常常被贫困捆绑时的无助；另一个是想促成家乡青年尽快成长起来，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才』。72岁高龄的他和我们交谈四、五个小时仍神思奕奕。他身上有种让听者振奋的力量，可能是新闻工作所历练的开阔思维，也可能是那颗一直年轻的心。

    现在让张宗银评价自己的一生，讲讲儿时的梦想，他总说自己是运气使然，『我就是一个普通人，都是贵人相助才有如今的人生际遇』，但这在我们看来，却带有某种必然性。『当时哪有宏大的梦想，就是一步步走好当前的路。小学五年级母亲去世，初二父亲去世，没有了依靠，经常饿着肚子愁学费，很多决定包括放弃高中入读师范学校，都是冲着不要学费去的』，到师范学校毕业，他没有选择像其他同学一样安稳地当老师谋份工作，而是应征入伍成为一名普通士兵，当时正值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形势紧张，亲戚朋友很是反对，但张宗银顾不了那么多，『当时的目的很单纯，只是想走出湘西，看看外面的世界』，19岁那年入伍出门，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坐火车，『当时兴奋得很，到现在，这种兴奋感还记忆犹新』。

    农民家长大的张宗银，身上少了些同龄孩子的叛逆，学习倒是兢兢业业，之前并不出众的他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在作文、口才、二胡、风琴等方面逐渐崭露头角，『小时候也爱玩，可能是稍微用心些，自己当时也爱学，班主任张启文老师经常掏钱给我订《新少年报》和《中国少年报》，可能后来走上新闻工作岗位也和这些有关』。

    『当时条件很差，但也不觉得苦，也没有一点自卑感，学习外还拉二胡、弹风琴，很充实』，张老眯着眼睛爽朗地笑起来：『当时我还嘲笑班上有的女同学，成绩那么差还谈恋爱，整天坐在那也不知道想什么』。从小就未曾“安分”的张宗银，参加过很多学生活动，从小学的中队长、大队长到师范学校的学生会副主席，这些都慢慢地锻炼了他。张老一再表示，学生时代的工作还是很锻炼人的，后来能从容地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几百上千人的会议，『都是从小慢慢锻炼出来的』。

    19岁以前，张宗银的生活都是在龙山度过，家里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父母去世也意味着断了生活来源，母亲去世时年纪尚小，到初二时父亲去世，『有段时间感觉没有依靠，有些孤苦』。得益于国家资助完成了初中和师范学校的学业，所以他更能体会到贫困给农村孩子带来的无助，谈起儿时的贫苦，张老平静地说，『那种被贫困捆绑住的束缚感，很无助』。但童年的时光虽然清苦，却还是快乐的，张老和我们分享了学生时代的顽皮事，在初中时，『有些在县城的同学回家了，我们吃不饱，就偷偷把他们没吃的缽子饭拿回宿舍大家分着吃，当时还觉得佷刺激，吃完高高兴兴的。』

    从一名普通战士到今天的总编辑少将，在解放军报奉献了半辈子的时光，如今已72岁高龄的他神采飞扬地回忆道：对自己的一生还算满意，因为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如果回到以前某个节点，会不会去修补过去的遗憾？能不能改写现在的某些无助？”我们接着抛出了疑问，张老小心翼翼地从信封里拿出了一沓证书，是1983、1984年北京市党政干部基础科自学考试各个科目的大专成绩合格证，『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能上大学，后来参加自学考试有机会在北大、人大听了大专课程辅导报告，也算是圆了一点点大学梦。1984年底，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在中南海怀仁堂为我们这些第一批自学考试合格的考生颁发了大专合格证』，他把这些视若珍宝的东西分享给我们，你大概可以想象到，当初年少的张宗银拿着学校发的优异成绩单，从几公里外的山路跑回来自豪地将这些分享给家人时的场景。

    搞新闻并不是张宗银的初衷，进入部队后被分到步兵连，没当上技术兵的他心里很难受，后来团长、政委还安排他搞新闻，他起初不愿意，赶鸭子上架后也慢慢接受了，于是兢兢业业，经常通宵达旦地写稿，那一年他连续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发稿，第二年被调到师里，一年后又调到军里当新闻干事。再后来因为一篇稿子刊登在《解放军报》一版头条，进入了军报大门。现在回想起来，张老说是新闻工作给他以信心，为他打开了一扇扇大门。

    “军队生活枯燥么？”我们这几个象牙塔里的学生好奇地问起，『军队生活也有自由，这是在遵守军队严格纪律下的自由，是集体的自由。那时候信息没有现在这么丰富，每周有一两场集体看电影，有空时给同学写写信，自己还玩玩乐器，好像也不觉得无聊』。

    夜班是编辑部的最后一道工序，先后成为军报总编室副主任、副总编和总编辑的张宗银经常要上夜班，生物钟完全被打乱，报纸出版后才休息。『办报的过程如履薄冰，从内容到形式，都要细心审定。夜班回来早上只要被电话声吵醒，就知道报纸出问题了，穿上衣服就往办公室跑』。总编辑不能离京，也不能生病，因为重任在肩。这种夜班生活还促成了张宗银午休时间冬泳的习惯，『在玉渊潭公园破冰下水，一直坚持了三年。冬泳其实考验的是意志而非体质，下水的那一秒最难』。

    身为总编辑的张宗银正碰上全国报纸改革时期，有人认为手中有‘皇粮’改革不用慌，张宗银认为改革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他从编制体制到内部管理机制，再围绕稿件质量三方面进行了改革，使《解放军报》越办越活。『中国报人的根本职责是保持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一致性，既要让上级满意又要令读者满意，这是新闻改革的重点，也是改革难点』。在“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这几个身份中哪一个更适合自己的问题上，张宗银觉得，“报人”这个定位更贴切，自己也更喜欢，『我在解放军报工作了32年，把一生中最宝贵的黄金年华都贡献给了军报，对报纸工作有深厚的感情，自己是一个‘报人’』。

    但对于当上总编辑的他，多了些高处不胜寒的孤独感，『能一起交流的人少了，自己要注意的东西多了』。

    做人物访谈我们也逐渐明白，所有的问题最后都回避不了“你人生至今最痛苦的那个时刻”，否则整个故事就只有骨架血肉难以出来，当然有些人会拒绝谈论或是避重就轻转移话题。我们也问了将军这个问题，他没有回避。1971年来到军报不久的他，针对当时文艺舞台“八亿人只能看八个样板戏”的状况，以“共产党员张宗银”的名义给当时中央主管文艺工作的江青写了信，对文艺工作提出几点建议，这件事后来成为造反派的‘把柄’，给他编造了很多反江青的言论，为此，张宗银被停职审查两年多。『这是人生低谷，最难熬，当时刚好30岁。那时每天收音机都开着，分散自己的注意力』，『邻居还监视我，怕我想不开去跳楼』，但张宗银始终坚信自己没有犯错，会得到客观的评论。粉碎四人帮后，张宗银的问题也随之解决，当初对他上纲上线的人又说他是‘反潮流的英雄’，而张宗银在党支部会上很平静地说，『当初我不像有的人说得那么坏，现在我也不像有的人说得那么好，我只不过说了几句真心话』。张宗银觉得，那段难熬的时期反倒给了他认识社会最好的机会，『你会感觉到周边的人都是演员，自己一个人才是观众，看他们在这件事中如何表演，一些平时和自己关系很好的人开始上纲上线，变得意外的‘狠’；有些人认为我没有错，以种种理由拒绝参加对我的批判会，不同的演员都站出来了』，『这次挫折成了我终身宝贵的精神财富，没有经过这件事，我后来当部领导和社领导时也可能没有这么大的度量和容忍度』。

    张宗银觉得自己是个什么都想要去尝试下的人，就像冬泳，只有下水才知道那种刺骨感，也才有一整天后背火辣辣的舒适感。『我虽然上了年纪，可我想去做自己喜欢的事，这样生活也充实』。这些年，张宗银曾任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副主席、艺术总监，参加中国爱心委员会组织的各项公益慈善、帮贫扶教活动，为贫困地区大中小学生献爱心。上世纪九十年代还请求上级政府为家乡修建了一座大桥，现在的他也一直在关心帮助湘西籍青年才俊，希望他们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

    谈到遥远的故乡，虽然张宗银在那里只生活了19年，但是湘西的山山水水永远忘不了，家乡的情节断不了，『反倒年纪越大，儿时的记忆越清晰，那些生活片段像电影镜头一样，逐渐浮起』。如今的他感叹湘西最大的变化是交通，1971年时回趟家在路上要花四五天，现在回去只需几个小时。湘西太需要人才，需要发展。作为北京湖南商会的特邀顾问，前不久张宗银在商会年会上满怀激情地期望湘籍青年企业家要做到“三个争当”：“争当经济战线上的强者、社会建设中的善者、家庭生活的孝者”。而对来自家乡的青年人，张老的嘱咐是，『生活在最好时代的你们，就要表现得最好。在浮躁的社会中认准一件事就要坚持下去，总会有收获。』

    当我们提出‘折腾’一词时，张老倒觉得自己算不上爱折腾，只是比同龄人更活跃一点，爱好广泛些，还想做点有意义的事。『60岁到75岁之间是人一生中幸福感指数最高的阶段，时间上可以自由支配，生活状态更从容，心态也趋于平和。虽然年纪大了，可我一点都不保守，想尽情享受现代文明生活，我还有微信呢；每两年会去定居德国的女儿那生活几个月，感受一下欧洲小镇的生活，生活得佷充实。』

    张宗银说自己最崇拜两种人：科学家和擅长多种外语的人，『自己一辈子咬文嚼字，崇拜科学家们能发明创造；上了年纪，语言能力不行了，我想学德语，去过德国很多次，一句都没学会，女儿笑我说‘爸，你英语都没学好，还学德语，先学好英语再说吧’。』

    “怎么看待‘少将’、‘总编辑’这些头衔？权力荣誉改变您了吗？假使功成名就的自己与十几岁的那个小伙子相遇，年少的张宗银会喜欢现在的自己吗？”

    我们小心翼翼地提出这个问题，略微局促地等着张老回答，『职位不能代表一个人的智慧，也不必然说明他的能力，反倒职务会给人压力，逼着你去干与职务相匹配的工作』。『年纪大了，职位高了，我也会有意把自己往青年人里“推”，我特别喜欢与青年编辑一起下部队调研、研究稿件、讨论问题。通过碰撞，即使两个错误的观点也可能引出正确的结论』，『而这样做，也拉近了我与青年人的距离』。

    『在几十年的工作中，我尽了最大努力，算是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也秉持着“他”的初衷去看了外面的世界』，『从内心深处来讲，我还是儿时的那个“他”』。

（图为1973年张宗银自画像)

    在女儿眼中，张宗银是个『开明』的父亲，在家里秉承民主的处事原则，张宗银与女儿从小的相处方式亦是朋友间的引导交谈，从未以父爱主义之名去践行自己的意志。女儿去德国定居乃至于信仰基督教，于张老这个一辈子的无神论者而言，这些都是她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而已。

    善良正直从来都是友谊的通行证，相交多年的一位将军书法家某日专门以“佛心道骨儒表”为题给张宗银送了这幅字画，『老朋友的这个评价，对我自己也是鞭策，我要尽力从内而外都做到朋友眼中的自己』。

    在北京闯荡的这批湖南后生眼里，张老既是家人又是德高望重的长者，平易近人而又让人感觉到遥不可及的伟岸，『在北京，无论工作碰到什么问题或有什么喜讯，我都习惯性地和将军分享，他总能迅速地，像家长一样为我指点迷津，与我分享喜悦』，龙再华（湖南万泰科技董事长）说。李泽华（北京华枚尚毅董事长）则以『湖湘才俊，执笔为乐，书香叹服文曲星；社稷栋梁，移忠从戎，铁血堪比武战将』几句词来评价张老将军。

    “用几个词来形容自己或者给自己贴个标签”。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