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地方的扶贫规划千村一面、千户一面，苍溪一村支书托记者把他的疑问带上两会求教——

　　3月7日，苍溪县白驿镇岫云村支书、首届四川“十大扶贫好人”李君委托记者将自己了解到的精准脱贫中的问题，转给同样来自贫困村的全国人大代表、雅安市汉源县永利乡古路村党支部书记骆云莲，希望能引起更多人关注。

　　2月20日，李君因自己探索的“互联网＋远山结亲·以购买代捐”精准产业扶贫模式登上央视新闻联播。但他在省内参观学习发现，有的地方在扶贫中存在一窝蜂倾向，规划产业，都搞核桃、猕猴桃等，没有充分考虑贫困户能力和需求，一味追求规模，只重视生产前端，忽略了三五年投产后的产能过剩隐患和后端销路问题，极易导致二次返贫。

　　这样的状况让李君困惑。当前，四川省脱贫攻坚整体部署全面完成，资金项目向贫困村倾斜，帮扶队伍覆盖下沉到村，“最后一公里”不断缩短。但不少地方规划千村一面、千户一面，帮扶措施大同小异，与因村制宜、因户施策要求还有差距。精准扶贫进村与入户，这“最后一公分”如何打通？

　　进村 以市场化为引领，选准主导产业

　　近两年，四川省脱贫攻坚节奏加快，对于习惯传统扶贫方式的扶贫工作者来说，无疑是一大考验。

　　对于贫困村来说，关键是精准发展产业。住川全国政协委员、省农科院副院长刘建军去年跑了二三十个贫困县，发现贫困村产业规划问题突出。“现在都是单位定点帮扶，但很多单位不是从事农业的，因此一些产业项目的选择不符合农业技术实际要求，或是各搞各的无法形成规模效益。”他认为，在农业项目选择上，应该有农业技术部门的意见，或是构建统筹协调机制，避免各自为政。

　　全国人大代表、省农业厅厅长任永昌认为，贫困村搞产业不是五谷杂粮都适宜，样样搞点，样样不成气候，须选准一两项基础好、潜力大主导产业集中打造。

　　到底咋精准？在骆云莲看来，自己村上从争取修路到取消修路，就是体现。

　　古路村是雅安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贫困村，被称为“悬崖上的村子”。2015年规划了一条村道，但雅安当地仔细调研后发现，路这个最大绊脚石，却可能是保持原生态发展的最大财富，于是取消修路项目，改修载人载物索道。“今年最热闹时接待游客1000多人，山上的核桃、腊肉脱销，有的村民一天就赚1000多元。”骆云莲想通了，别人都有路，自己没有就是特色，就可能实现精准脱贫。

　　“这背后，就是要求扶贫也要强化市场思维，借助市场化模式。”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好医生攀西药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耿福能认为，企业在市场前沿，有人才、技术及商业运作优势，因此要多撬动企业参与扶贫，避免“政府热、市场冷”怪圈。

　　入户 把脉致贫原因，实现量体裁衣

　　精准入村后，最难的是精准到户。

　　作为贫困村的村支书，骆云莲明显感觉到，贫困现在已不是笼统概念，而是一家一户的个性化需求。“南充市贫困人口因病因残致贫比例达60%以上，这部分大多数属于低保政策兜底和医疗救助范畴。”全国人大代表、南充市代市长宋朝华建议，对于确实无劳动能力户，可以加大财政扶贫资金股权量化力度，让这部分老乡能当股东，稳定获得分红收入，“精准扶贫，要因地制宜，更要因户因人制宜，把脉每一户的致贫原因，然后量体裁衣、精准施策。”

　　对于有劳动能力的，主要还要靠产业建立“造血”机制，但也不是想当然地帮。全国人大代表、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罗春梅在藏区一家即将开张的藏家乐里，发现这样的状况：整个藏家乐里没有洗手间、楼梯坡度起码有80度，“一定要关注被帮扶群众的个性需求，只有达成充分共识，才能充分调动积极性，发挥成效。”

　　目前，四川省已确定“五个一批”扶贫攻坚行动计划，就是从人和致贫原因角度谋划精准扶贫。“希望省上尽快落地计划，实现精准治贫。”骆云莲充满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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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子间的精准扶贫热线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甘孜州九龙县烟袋乡毛菇厂村支书张国富，被记者问得最多的问题是扶贫，他被儿子张子春请教最多的问题也是扶贫。

　　2015年9月，29岁的张子春被巴塘县纪委派到昌波乡的贫困村鱼氐村任“第一书记”。虽生于大山农家，但埋头读书的张子春是扶贫门外汉，尤其对咋个精准，实在没底。父亲的电话，便成了他的咨询热线。

　　鱼氐村村民以玉米为生，卖不了几个钱。仔细分析优势后，有几十年村干部经验的张国富先从产业精准支招：搞生态蜂蜜、栽种核桃。“正规划建立一个中蜂基地，通过电商，让我们这里的天然野蜂蜜优质优价，同时种500亩核桃。”张子春说。

　　这还不够，根据父亲建议，张子春将村上9户贫困户致贫原因摸清，把脉开“药方”，随着省上“五个一批”扶贫攻坚行动计划实施，将分别得到精准施治。“有2户搞易地扶贫搬迁，有的搞蜂蜜、核桃，有的技能培训外出务工，实在没劳动能力的低保兜底。”靠着父子间的热线，张子春现在已经找到了当好“第一书记”的感觉。

    来源：四川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