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最有爱的新闻莫过于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在女儿出生之际，与其妻子普莉希拉·陈共同宣布将捐出两人持有的99%脸书股票，用于拓展人类潜能和下一代儿童的平等。这笔款项根据脸书当前市值计算，总计450亿美元。扎克伯格夫妇这一善举，不仅让人想起了近年来的一个新词“裸捐”，也让国人对企业家的慈善精神的讨论掀起了一个小高潮。

　　相比于国内，“裸捐”在美国，特别是IT界，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比尔盖茨。几年前，盖茨退休后，宣布将自己名下的580亿美元全部捐给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分文不留给子女。同样决定裸捐的科技界大佬还有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今年3月，库克在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也表示过，将在支持自己的侄子完成大学学业后，把全部财富捐给慈善事业。

　　而在地产圈，其实中国的富豪们也是“不遑多让”。比如，福布斯排名第一的中国第一富豪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就曾承诺：“一旦万达上市，将捐出90%资产。”再比如，比王健林更为低调的，在地产圈真正在生前就完成“裸捐”的第一人中原集团创始人施永青。

　　地产圈“裸捐”第一人

　　被称作香港“地产教父”的施永青，早年便开始随缘做些慈善捐赠。1994年，施永青基金在香港注册成立，并逐步发展壮大。起初，他只是将个人收入的一部分注入基金，用于资助一些NGO，如苗圃行动、乐施会、绿色和平组织等。曾经，与大多数中国富豪一样，他也只是打算待自己百年后再捐出所有财产，但那个热爱慈善的灵魂作祟，2008年，他送给自己一份60岁生日大礼——将名下拥有的中原地产、中原(中国)等3间公司股份悉数捐出，全部注入施永青慈善基金。这笔捐赠在当时就已估值约达45亿港币。此后，他又将个人持有的《am730》股份全部捐出。

　　很多人对此或有不解，这并不符合中国人传统主张财富传承的习惯性思维。即使是第一富豪王健林，也都表示要留10%资产给儿子王思聪生活或者创业。但施永青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我很早就跟我的子女说，将来他们要靠自己的能力生活。我本来是想死后才捐出去。但后来觉得死了才捐那就不是我去做了，应该趁自己还有一定的能力的时候，不是老得走不动，判断也没有能力的时候才去做。所以我觉得应该早一点，做多一点。”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施永青基金专注于以自有项目形式，致力于推动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这与许多顶级富豪所成立的慈善基金会的形式、方向都略有不同。经过多年来，施永青基金已先后在云南昭通、甘肃兰州以及北京设立办公室。2011年，施永青基金在农村的工作日趋成熟。目前，已在北京正式注册成立北京永青农村发展基金会(简称“北京永青”)。

　　慈善是企业家精神的最高形式

　　企业家为什么一定要做慈善?这一直是个争论不休未有定论的话题。从2008年的王石捐款门，到如今还在舆论上不断发酵的扎克伯格“裸捐”事件。企业家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甚至可以称之为社会运转的枢纽，但人们对企业家做慈善一事不仅有赞赏，还伴随着诸多的质疑。

　　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曾经对此有过一个专门的讨论，这本书后来被翻译为《从贪婪到慈善》，其内容讲的就是企业家在最初的资本积累阶段是一种贪婪，需要从生产链条中榨取更多的利润，但是慢慢最后回转化成变成一种公益和慈善。即把第一次财富分配过程当中获取来的财富重新转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财富，而这个财富可以让所有人共享。

　　施永青对于企业家的慈善精神也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他回溯自己的慈善之路表示，不管自己处于何种人生阶段，始终都是在寻找和实践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方式方法。“一般社会分配有三个层面，首次社会分配是指所有权，第二次分配指税收，第三次分配就是公益慈善。我们现在应该改善首次分配，减少第二次分配，鼓励第三次分配。”施永青说道。

　　诸多的学者都曾给企业家精神下过定义，比如创新精神、冒险精神，还有敬业精神等等内涵。但对于很多企业家而言，他们的财富来源于社会，最终也希望能回馈于社会。施永青常常提起歌德的笔下的浮士德就是企业家的一个典型代表，主人公浮士德对生活不满，找不到未来的方向，他甚至将灵魂出卖给魔鬼。最终，他通过填海、建桥、修路去改善其他人的生活，并在这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价值。

　　如何将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能力转化到慈善事业中?如何以商业力量来运作慈善?施永青基金会在农村的实践也为后续企业家提供了一条社会化更可持续的慈善之路。

    来源：中国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