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他是个孤儿。”

　　江一燕很难忘记那个画面。当村民轻轻说出真相时，拍戏时一直跟在江一燕身边有说有笑的小孩子，眼泪唰地掉下来，立刻转身跑开了。

　　她对孩子这种微妙的心理非常敏感。生于江南，小时候江一燕常搬个小板凳呆坐在门前看雨，一坐就是一整天。她是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爸爸妈妈工作忙碌，她只好跟自己说话，渴望一个能够交流的人。

　　2006年，在广西巴马县小嘎牙村拍摄电影时，江一燕敏感细腻的心，一次次被村里的孩子们触动。

　　拍戏间隙，她是孩子王，常常收到孩子们送给她的礼物，比如几个新鲜的玉米。当地土地贫瘠，玉米零星地种在陡峭的山上，孩子们背着小箩筐，需要爬四十分钟才能摘到。有次聊天说起野生木瓜，她随口说自己从来没吃过，第二天野生大木瓜就出现在她眼前。

　　“我还不知道怎么给予的时候，他们已经想到了要给予你。那些孩子得到的东西好少好少，但还愿意付出。”江一燕一字一顿地说给《中国慈善家》。

　　小嘎牙村本来有一间教室，狭小简陋，因为没有老师愿意来上课，渐渐废弃。村里的孩子们只能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到东长乡的长洞小学上课。翻山越岭中，孩子们的脚被磨得又黑又肿。当地大多数孩子是留守儿童，五岁的孩子已经是“小家长”，需要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还有很多孩子早早辍了学。

　　戏拍完了，江一燕的心却留在了小嘎牙村。一开始她捐物资、修学校，留意孩子们的需要，后来索性带着助理直接过去给孩子们上课。

　　短则一周，长达一月。2015年，已经是江一燕在巴马做支教老师的第八个年头。

　　“对孩子越了解，我也越知道如何去做一个支教老师”

　　从南宁下飞机，再坐车到巴马县，需要六七个小时，从巴马到东山小嘎牙村，又需要一个多小时，一路上陡峭难行，还需要爬一段山路。每次去支教都像是一次大冒险。

　　在长洞小学，江一燕跟当地老师同吃同住，睡的是上下铺的木板床。宿舍简陋，冬天风灌进来，她常冻得一宿宿睡不着觉。刚支教时赶上半夜想上厕所，她要做上好半天思想斗争，才敢走进黑寂的旷野里。

　　即便如此，江一燕视支教为自己每年最重要的公益假期，“是一种享受而不是工作”。她教孩子们唱歌、跳舞、做手工，“希望他们在主课之外，有一点点艺术上的感知。”

　　学校环境艰苦，她帮着修路、建厨房和小药房、建广播站，设立奖学金。2009年11月19日，长洞小学举办了有史以来第一届运动会，孩子们参与其中，非常开心。此后这天被定为“长洞小学爬行者运动会日”，校长承诺江一燕，每年都要把运动会办下去。

　　有一次山里下雨，江一燕清晨打开门，看到孩子们都蹲在教室门口呆呆地看天，上课也心不在焉，她立刻感受到“那一刻他们特别孤独”，就像自己小时候经历的那样，“孩子就是这样，当感到冷的时候，就开始想念爸爸妈妈，想要多一点温暖。”

　　江一燕开始思考在课堂上带入一些价值观的引导，她希望孩子们不要因为生活的现状，而去承受“比想象更多的恐惧感”。

　　有一节课，她带着孩子们讨论“孤独”的话题，很多孩子连这两个字还不认识。她为孩子们解释孤独的意义，引导他们如何面对孤独，也教他们唱《隐形的翅膀》这样的歌。

　　她也会跟孩子们讨论“分别”。早年间，每次支教离别时她都很伤感，而孩子们也会一直哭。有一年，她回到北京排演话剧《七月与安生》，竟产生了一种恐惧，“面对很多车，很多人，就想回去，不想演出了。”后来，她反思这样的情绪容易传染给孩子们，于是尝试微笑着跟他们告别。她告诉孩子们，分别也意味着“再相聚”，换一个角度，“即使小江老师离开了，我是不是已经在你们心里了?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分开了。”

　　她在乎孩子们的想法，常常花很多时间思考。有一年她带了很多项链给大家，女孩子们因为太过喜欢而争抢起来，江一燕感觉到自己“让孩子们觉得不平衡，有选择了”，她心里有些生气和责备。第二年，她带了很多的珠子，决心穿一百条项链，给所有的女孩子都是一样的。

　　“这种教学经验是你在实践中，一点一滴累积的。就是因为时间久了，对他们越来越了解，我也越来越知道如何去做一个支教老师。”江一燕说。